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

[德] 沃尔夫冈·J·蒙森 著;阎克文 译

19世纪末的德国,经济崛起却政治保守;

“一战”后的德国,民族复兴的焦虑掩盖了魏玛宪制的脆弱……

马克斯·韦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政治密切相关:他激烈批评俾斯麦和德皇保守的社会政策,却更失望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他在“一战”中出于德国利益稳步推动“体面和平”的实现,却被自私的政治领袖葬送;他在魏玛制宪中期盼卡理斯玛威权领袖重振大国荣耀,却未料到会是纳粹主义的兴起……

本书是德国历史学界的重要著作。作者蒙森向读者揭示了韦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热忱的自由主义者,却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厘清了韦伯这两个看似矛盾、相悖的立场之间的重要联系。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10月

学术社

    16开    560    胶版

ISBN:9787508664484

定价: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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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zui重要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一

·韦伯思想研究权wei沃尔夫冈·J.蒙森代表作

·德国历史学界里程碑式著作

·一本了解韦伯的必读书,一本史料详实、论述有力的德国政治史

·著名学者、翻译家、韦伯研究专家阎克文翻译并作序

·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导读推荐

本书作者沃尔夫冈·蒙森是20世纪闻名于世界的德国历史学家,在英国史和德国史研究领域名声斐然,在韦伯思想研究方面更是首屈一指。蒙森生于史学世家,其曾祖父特奥多尔·蒙森1902年因写作《罗马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父威廉·蒙森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本书德文版甫一出版便在学界掀起巨大波澜,蒙森对韦伯极具争议性的解读,令这本书先是遭到尖锐抨击,之后逐渐获得普遍好评。许多学者赞誉蒙森"重新发现了许多重要事实"。

本书是zui详实韦伯传记,是了解韦伯生平及其思想的必读书。本书不同于大多数韦伯传记的"造神"倾向,其目标是根据对原始资料的谨慎分析刻画韦伯的政治人格,不是一种片面的意识形态解释,而是力求描绘出韦伯的全部复杂性,包括他的内在矛盾与模棱两可。在这本独特的韦伯传记中,读者将发现一个全新的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徘徊的韦伯。

这是一本韦伯传记,同时也是一本史料详实、论述有力的德国政治史。其从经济崛起却政治保守的19世纪末德国讲起,一直叙述到民族复兴焦虑掩盖了魏玛宪制脆弱的"一战"后的德国,几十年间诸多重要的德国政治家如俾斯麦、威廉二世、胡戈·普罗伊斯等轮番上场。

本书译者阎克文是马克斯·韦伯著作中文本译介的专家,从事相关译介工作近二十年,目前市面上已有的韦伯著作中译本,半数以上出自阎克文的译笔。阎克文为本书撰写一篇译者序,详细阐释了本书的历史价值以及韦伯的政治使命。

特邀著名学者、韦伯研究专家钱永祥为中文版撰写导读。导读将韦伯所处的历史与政治环境及其思想对中国目前处境的借鉴意义一一详述,可谓情理兼备、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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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沃尔夫冈·J.蒙森,20世纪闻名世界的德国历史学家,先后任教于科隆大学、杜塞尔多夫大学,并担任伦敦的德国历史研究所主任。在英国史和德国史研究领域名声斐然,在韦伯思想研究方面更是首屈一指。蒙森生于史学世家,其曾祖父特奥多尔·蒙森1902年因写作《罗马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父威廉·蒙森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本书是蒙森的代表作,其著作另有《官僚制度的年代:论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帝国主义的理论》《帝国主义德国1867—1918》等。

·译者阎克文,山东大学兼职教授,1984—2000年先后就职于山东省总工会和新华社,2000年辞职,专事马克斯·韦伯著作的译介,译作另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君主论》《贡斯当政治论文选》《公众舆论》(合译)《民主新论》(合译)等。目前已有的韦伯著作中译本,半数以上出自阎克文的译笔。

精彩书评

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韦伯)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

——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韦伯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有影响的一个。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瑟尔(LewisA.Coser)

沃尔夫冈·蒙森详细重建了马克斯·韦伯的政治观点……尽管蒙森打破常规的观点起了巨大争议,但他在学术史料上全面彻底的挖掘不容置疑。

——《美国社会学期刊》

蒙森这本著作的价值不在于重新发现了许多重要事实,而在于对散落各处的文献的仔细校订,系统性的分析,以及从民主和反民族主义者的角度对韦伯突出敏锐批评。

——德国历史学家克洛泽·爱泼斯坦(KlausEpstein)

在浩瀚的韦伯二手文献中,认真研究“政治人”韦伯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者,首推蒙森這本经典。

——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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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读韦伯:“大国崛起”的思想家钱永祥

译序韦伯的政治使命与宿命阎克文

英文版前言

德文第二版前言

德文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青年韦伯的政治发展

第二章家长制、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

第三章韦伯的政治理想:强大的民族国家

第一节弗莱堡就职演说:以民族作为经济政策的最高价值

第二节权力斗争的冷酷无情,权力的恶魔性质

第三节韦伯民族观的性质与演变

第四节民族、权力与文化:韦伯政治价值系统的复杂性

第四章德国政治的未来任务:民族帝国主义

第一节以世界政策作为捍卫德国国际地位的手段

第二节德国的世界政策与民族的政治成熟

第五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韦伯与德国国内政治演变

第一节至关重要的抉择:产业主义,还是封建制?

第二节德意志民族的社会统一

第三节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自由党的召唤

第六章对外政策与国内宪制

第一节俾斯麦、威廉二世与德国帝国主义的败绩

第二节俾斯麦垮台后的政治领袖缺席和官僚统治

第三节化解帝国领导权危机的手段:议会化

第七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帝国有无大国资格的实验场

第一节战争目标与德国的未来国际地位

第二节波兰与中欧:尝试政治行动

第三节“潜艇宣传战”与贝特曼·霍尔韦格政府

第四节巩固后方必须实行宪制改革

第五节从布列斯特一利托夫斯克到大灾变

第八章崩溃与新开端

第一节战败与革命:韦伯效力于德国民主党

第二节《凡尔赛条约》与德国的未来

第九章韦伯与魏玛制宪

第一节1918年11月韦伯论德国未来宪制的系列文章

第二节共和宪法的难题与德国的公众舆论

第三节1918年12月9—12日帝国内政部的宪法审议

与胡戈·普罗伊斯的宪法草案

第四节韦伯的宪法提案在随后立法过程中的命运

第五节韦伯视帝国总统为政治领袖的理论之影响

第十章从自由主义宪政国家到直选领袖的民主制

后记:马克斯·韦伯新解

题外话:马克斯·韦伯看支配的形式合法性与理性正当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文献索引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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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第一章青年韦伯的政治发展(节选)

马克斯·韦伯深为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所吸引。他的许多同时代人都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本人也曾有此期待。他的全部学术工作,尤其是他为知识诚实与学术客观性而从事的无休止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为一种日益强大的努力——与当代政治事件保持距离并获得内在自由。这样来看,政治,不唯眼前的实际政治,还有更大意义上的政治,在他的生活以及毕生的工作中,都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事实上,即便在他人生的最初几个阶段,也同样如此。可以说,马克斯·韦伯一出生就被抛进了政治。政治是他父亲的职业。这位为人父者是柏林地方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也是该市民族自由党的一个重要成员。城市政治是他的直接利害关系所在,但他的政治活动则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曾有一度,老马克斯·韦伯还是德国国会的议员。19世纪80年代,他甚至进入了民族自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普鲁士下议院民族自由党代表团成员的活动。老韦伯固然并不属于该党领导层的核心圈子,但他是一个极有影响的党务组织者与协调人。他与民族自由党的大佬们关系密切,本尼西森(Bennigsen)、米克尔(Miquel)、卡普(Kapp)、前普鲁士财政大臣霍布里希特(Hobrecht)、艾吉迪(Aegidi),以及冯·西贝尔(vonSybel)、冯·特赖奇克(vonTreitschke)、狄尔泰(Dilthey)、蒙森(Mommsen)等著名学者,都是他那好客的大宅子里的常客。孩童时期的韦伯,就不得不在父亲那里旁听频繁的政治讨论,同时,他还通过个人观察,开始了解德国自由主义的概貌。韦伯居然会好奇地倾听父亲唠叨日常的政治工作。成年后的韦伯对德国自由主义历史那种令人惊讶的熟悉程度,与这些年的耳濡目染应该密切相关。

不足为奇,韦伯一开始接受的就是从他父母那里听来的政治观点。他最初的政治发展也局限于他父亲代表的温和民族自由主义倾向。稍后,马克斯·韦伯便自视为首先是民族自由党人的后裔。关于他父亲的政治观点,我们所知不多。年轻时候,老马克斯·韦伯曾与自由主义保守派集团走得很近,一度还编过《普鲁士周刊》(PreuischesWochenblatt),莫里茨·奥古斯特·冯·贝特曼·霍尔韦格(MoritzAugustvonBethmannHollweg)所谓周刊党(Wochenblattpartei)的机关报。即使这个集团对威廉一世“新纪元”的期望破灭之后,老韦伯依然忠于他的自由主义保守派观点。他的第一个政治职位,是1862年3月17日组建的所谓“立宪党”(KonstitutionellenPartei)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作为宪法冲突期间自由派和俾斯麦积怨的结果,老韦伯多少有些往左转了。他与政治同道、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滕(HermannBaumgarten)结下的毕生友谊,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那位德皇(指威廉一世(WilliamⅠ,1797—1888),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意志帝国皇帝(1871—1888)。——译者注)登基之后,老韦伯加入了民族自由党阵营,这是以实用主义态度接受妥协的一步,完全合乎他早先的立场。他交往了大批自由派政治家,后者与俾斯麦的合作期完结之后,便放弃了帝国宪法向自由主义演进的希望,而是致力于维护已有的成果。他成了本尼西森的支持者,并因此批评和抵制了里克特(Rickert)周围那个反俾斯麦集团的脱离行动,倾向于留下来的少数派左翼。尽管他对俾斯麦厌恶民族自由党的态度深为遗憾,但他还是支持了最为重要的那些俾斯麦政策路线。他坚决反对自由派左翼的消极政治。但他也像许多自由派朋友那样,为“俾斯麦企图摧毁周围所有能干的独立力量”而痛惜不已,这也是他儿子所持的观点。和民族自由党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与普选权的主张绝对格格不入。

尽管如此,老韦伯的气质决定了他并不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和他儿子后来表现的一样,他也不是个本能的斗士。他的政治行为有一种自鸣得意的特征,而且还很容易知足。按照玛丽安妮·韦伯的描述,他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自得其乐地立身处世”。马克斯·韦伯很年轻的时候就反感这种生活方式,多年以后,这种反感导致了他与父亲的激烈争吵。政治上的高明见识并不足以支撑韦伯父亲的政治活动,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主要经验领域是财政和行政管理,更专注于日常的实际问题,而不是长远的重大政治问题。他在普鲁士下议院预算委员会扮演了许多年的重要角色。后来,1894年,在德国国会预算委员会民族自由党代表的职位上,老马克斯·韦伯卷入了一场与主管普鲁士大学事务的普鲁士文化部高级官员阿尔特霍夫(Althoff)的冲突,终因人事政策上的战术性政治手段而声名狼藉。阿尔特霍夫因为试图在柏林大学新设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而争取民族自由党的支持。老韦伯为了已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的儿子马克斯的学术未来,也参与了冲突,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受到了排挤,也许是在儿子的力促之下,他辞去了委员会秘书的职务。

1882年初,马克斯·韦伯刚好18岁,他第一次离家长期在外。韦伯被海德堡大学录取,学习法律、国民经济学、历史与哲学。尽管由此摆脱了弥漫在柏林家中的政治空气的直接影响,但他继续分享着父亲的政治观点。当然,政治还只是个附带的兴趣。这时的马克斯·韦伯,兴趣主要集中在各个学术领域,他喜欢听克尼斯(Knies)这位经济学历史学派主要代言人的课,听贝克尔(Bekker)的罗马法,以及其他几门法学课程,包括库诺·费舍尔(KunoFischer)的课。他对埃德曼施道夫(Erdmannsdrffer)的研究生班历史课程也非常着迷,曾在那里专心致志于16、17世纪的问题。韦伯在海德堡的第一学期,与同在那里就读的大表哥奥托·鲍姆加滕(OttoBaumgarten)的讨论,唤起了他对神学问题的严肃兴趣。除此以外,韦伯还阅读了兰克(Ranke)的《日耳曼—拉丁民族史》(GeschichtedergermanischromanischenVlker)和《现代史学家批判》(KritikneuerenGeschichtsschreiber)。同上注。另外,他还读了萨维尼(Savigny)、耶林(Jhering)和施莫勒(Schmoller),他认为施莫勒并不像以前自己相信的那样是个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海德堡大学阿勒曼尼亚人兄弟互助会的酒会对他也没有产生太大影响。韦伯是在第二学期加入兄弟会的,这让他后来后悔不已。

和他父亲的政治老搭档、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滕(HermannBaumgarten)的交往,对于韦伯的政治发展更加重要。韦伯与鲍姆加滕一家是姻亲,韦伯的父亲就是在鲍姆加滕家里初遇自己妻子的。51882年圣灵降临节的假期,奥托·鲍姆加滕第一次把他的表弟带到了斯特拉斯堡。这次逗留标志着密切的个人联系的开端,这对于韦伯来说非常重要。转过年来,他就常去斯特拉斯堡了。他在那里完成了一年期志愿兵的军事义务,其间他频繁出入那位历史学家的宅邸。韦伯成了年迈而孤独的历史学家的政治知己。老鲍姆加滕特别喜欢推心置腹地与这个外甥谈论整体的德国政治进程和具体问题。马克斯·韦伯确实是个出色的谈伴,他对日常政治事态的见识令人惊讶。他从斯特拉斯堡写给父母的信中,一再生动地谈到了和姨父的政治辩论。1884年秋天转学到柏林之后,他依然和斯特拉斯堡的这位历史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即便后来在柏林任教的那些年,马克斯·韦伯还是经常和他联系,尽管不是那么频繁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从柏林的观察角度继续向鲍姆加滕报告他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

鲍姆加滕是个满腔热情的男人,48岁时,由于那场革命的失败,以及屡屡和官方的检查员发生冲突,他放弃了记者职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但他继续深切关注政治。尽管直到1866年他还是俾斯麦政策的坚定反对派,此后却成了俾斯麦的支持者;不过,与俾斯麦时期的多数民族自由党人不同,他从没放弃自由主义的宪政信念。在对德国自由主义的著名“自我批判”中,他力促自由派摆脱60年来的教条主义,而不是完全放弃理想主义政治。他坚信,创建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是极为重要的德国政治目标,“国家统一、国家权力、国家独立”是“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是全部现世繁荣的基础和开端”。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