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天下”系列"

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袁鹏 著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毋庸置疑,当前的世界秩序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基辛格博士指出,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美国作为本轮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推力,两国关系的“阴晴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着世界新秩序的重构。

中美当前处在怎样的大时代,面临怎样的大格局变迁?中国为什么要自信?中国该如何选择?从1914年到2014年,百年世界变迁如何重塑世界格局?中国未来30年,该如何规划?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又该从何构建,并如何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

在本书中,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清晰地阐述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及未来趋势,并谏言构建新型中美关系的可行路径。同时,他系统地剖析了中国应对国际关系格局变迁的外交智慧。

作者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正在经历一次革新: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一战”后华盛顿—凡尔赛体系以至“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再到冷战后漫长过渡式“后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正面临着第四次历史性变迁,我们正见证一个新型的、由中美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重构。

“治大国,若烹小鲜。”同样,驾驭大国关系既需要纵横捭阖的高超智慧,也需要看透数百年的社会更迭与变迁。从大的方面说,《四百年未有之变局》阐述的是国家的智慧,从小的方面说,它可以重塑你的国家观、世界观和全局观。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11月

前沿经济社

平装    16开    324    纯质纸

ISBN:9787508666846

定价:65.00

01

编辑推荐

 

 

★著名国际关系研究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全新专著,探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全球新秩序的重建,解读由基辛格博士提出的“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

 

 

 

★堪称一部洞察中美复杂国际关系及世界格局的扛鼎之作,帮助读者看清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了解全球新秩序的重建

 

 

 

★原国务委员戴秉国、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携手三大国际关系研究智库领头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季志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及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联名倾力推荐

02

作者简介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美国问题的政策研究,历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曾于1999—2000年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03—2004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目前主要从事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亚太安全、台湾问题、中国外交等领域的研究。著有《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等著作,在各类学术期刊及主流媒体发表相关文章百余篇。

03

精彩书评

中美关系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秩序。尽管本书的内容并非无可挑剔,却是作者就此问题力求发出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立场的力作,值得一读。

 

——戴秉国

 

原国务委员

 

袁鹏纵论世界秩序、评点中美关系,带有中国特色却不失客观理性,颇能给人启发,值得一读。

 

——陆克文

 

澳大利亚前总理

 

中国和美国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国家,然而两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基础均存在着巨大差异。作为中国人、中国学者究竟应该如何看美国,如何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而独到的视角。

 

——季志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袁鹏清醒、客观、全面、深入浅出地描述了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既诊断了“病灶”,又开出了“药方”,提供了慎思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四百年未有之变局》是袁鹏深入思考、潜心治学的一部力作。作者纵览近代历史进程,审视国际格局变幻,聚焦中美关系起伏,展望世界秩序走向。全书有叙有论,点面结合,由表及里,综合平衡,不仅“以文会友”贡献学界,亦可为外交决策参考。

 

——苏格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04

精彩书摘

第一章新时空:第四次历史变迁

 

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华盛顿—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之后,世界正在经历近四百年来第四次历史巨变,国际政治经济正步入新的时空。这场巨变起自何时?经历如何?主要特征又是什么?冷战终结之后一般而言,如果延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这样一种时间脉络,那么新一轮体系的变迁似乎应该以冷战的终结为标志。冷战何时终结?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和东欧剧变是标志性的事件,但冷战真正的终结是以1991年12月25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对于苏联解体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中国迄今研究得并不彻底。一个偌大的苏联帝国,倏忽间坍塌,不仅苏联自身措手不及,中国也百思不得其解。而在当年,如何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避免历史性悲剧在中国上演,尽管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政治话题,但实际上多停留在高层官员和部分学者的小圈子内,没有在全中国范围内甚至没有在全体中共党员内展开全国性、历史性、全面性的深刻反思和研究。而到今天,随着时空领域的变化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对这场事件的认识必然会打上新的时代烙印,从而离真相越来越远。随着包括叶利钦在内的许多亲历者先后离去,对苏联解体之谜的破解恐怕只能留给历史学家了。然而不管怎么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了。随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自信满满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迫不及待地要打造“世界新秩序”。但冷战的结束似乎并不自动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因为冷战虽然结束,但冷战遗迹依然残存,甚至借尸还魂,逆势生长。欧洲的北约东扩、亚洲的美日同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升级换代,内涵和外延都在变化。苏联虽然解体,但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并没有泯灭帝国梦,美国、欧洲对俄罗斯还是一千个不放心。美苏冷战虽然终结,但美俄之间的战略较量、战略博弈依然深刻难解。欧洲的冷战虽然告一段落,但亚洲的冷战没有结束,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这些因冷战而人为割裂的现实没有改变。更重要的是,一度令西方欢欣鼓舞的“自由资本主义+西式民主”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广大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而没有成为“普世价值”,“历史并未终结”。意识形态的冲突、较量或明或暗,依然像幽灵一样在这个世界徘徊;结盟政治、集团政治等冷战式行为仍然很有市场;军备竞赛变相轮番上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之势甚至比冷战时期犹有过之。因此人们总说,这个时代依然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冷战思维”。国际战略家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个词—“后冷战”—来界说冷战后的时代,无非是想表明,冷战和后冷战之间绝不会因为苏东阵营的解体而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此后,虽然围绕如何给新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从未中绝,但“后冷战”的提法并未遭遇大的挑战。不过,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10年后的现实。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炸馆”阴影的笼罩,中国的讨论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等传统命题展开。1其中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战,激烈程度几近剑拔弩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未流行开来。相较中国而言,美国人的讨论更为多元化,除纯学者外,大企业家、金融巨头、媒体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参与其中,提出所谓“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信息革命时代”“新中世纪时代”“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等不一而足的观点。2有意思的是,尽管中美双方是在不同的语境、背景中探讨问题,却都没能给“新的时代”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秩序观、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有指导意义的基调。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3“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4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则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5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治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正当其时,2001年“9·11”事件突发。“9·11”事件使得人们更加严肃地思考,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美国突然放下身段,降低美中、美俄战略博弈的调门,高举国际反恐联盟大旗,试图营造一个全球合作反恐的新局面。而各大国也积极回应,放下私怨,集中精力合作反恐。一时间,反恐怖、反扩散、反贫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美关系迎来了新机遇,俄美关系似乎也柳暗花明。“全球反恐时代”“大国合作时代”“后‘9·11’时代”等各种解读不一而足。“后后冷战时代”的来临在这种背景下,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小布什新政府,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后后冷战时代”。根据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的解释,“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市场经济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的益处不能被广泛共享和跨国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6这段文字可谓内涵丰富。综合布什政要的言论看,“后后冷战时代”的出笼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国际政治基本结构的撼动;二是美俄关系变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后冷战时代”之前再加一个“后”字,其“新”处有三。其一,“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赖斯说:“‘9·11’事件撼动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国际体系在苏联解体后一直动荡不因此人们总说,这个时代依然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冷战思维”。国际战略家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个词—“后冷战”—来界说冷战后的时代,无非是想表明,冷战和后冷战之间绝不会因为苏东阵营的解体而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此后,虽然围绕如何给新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从未中绝,但“后冷战”的提法并未遭遇大的挑战。不过,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10年后的现实。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炸馆”阴影的笼罩,中国的讨论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等传统命题展开。1其中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战,激烈程度几近剑拔弩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未流行开来。

 

相较中国而言,美国人的讨论更为多元化,除纯学者外,大企业家、金融巨头、媒体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参与其中,提出所谓“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信息革命时代”“新中世纪时代”“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等不一而足的观点。2有意思的是,尽管中美双方是在不同的语境、背景中探讨问题,却都没能给“新的时代”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秩序观、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有指导意义的基调。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3“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4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则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5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治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

 

正当其时,2001年“9·11”事件突发。“9·11”事件使得人们更加严肃地思考,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美国突然放下身段,降低美中、美俄战略博弈的调门,高举国际反恐联盟大旗,试图营造一个全球合作反恐的新局面。而各大国也积极回应,放下私怨,集中精力合作反恐。一时间,反恐怖、反扩散、反贫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美关系迎来了新机遇,俄美关系似乎也柳暗花明。“全球反恐时代”“大国合作时代”“后‘9·11’时代”等各种解读不一而足。

 

“后后冷战时代”的来临

 

在这种背景下,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小布什新政府,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后后冷战时代”。根据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的解释,“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市场经济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的益处不能被广泛共享和跨国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6这段文字可谓内涵丰富。综合布什政要的言论看,“后后冷战时代”的出笼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国际政治基本结构的撼动;二是美俄关系变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后冷战时代”之前再加一个“后”字,其“新”处有三。

 

其一,“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赖斯说:“‘9·11’事件撼动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国际体系在苏联解体后一直动荡不因此人们总说,这个时代依然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冷战思维”。国际战略家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个词—“后冷战”—来界说冷战后的时代,无非是想表明,冷战和后冷战之间绝不会因为苏东阵营的解体而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此后,虽然围绕如何给新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从未中绝,但“后冷战”的提法并未遭遇大的挑战。不过,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10年后的现实。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因此人们总说,这个时代依然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冷战思维”。国际战略家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个词—“后冷战”—来界说冷战后的时代,无非是想表明,冷战和后冷战之间绝不会因为苏东阵营的解体而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此后,虽然围绕如何给新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从未中绝,但“后冷战”的提法并未遭遇大的挑战。不过,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10年后的现实。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因此人们总说,这个时代依然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冷战思维”。国际战略家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个词—“后冷战”—来界说冷战后的时代,无非是想表明,冷战和后冷战之间绝不会因为苏东阵营的解体而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此后,虽然围绕如何给新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从未中绝,但“后冷战”的提法并未遭遇大的挑战。不过,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10年后的现实。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

 

……

05

前言/序言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不管承不承认,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只是这种变化不是靠世界性战争实现的,而是一种改良式、渐进式、“温水煮青蛙式”的变化,在量变和质变之间甚至看不出明显的界线。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界。回溯过去,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一战”后华盛顿—凡尔赛体系以至“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再到冷战后漫长的过渡式“后后冷战时代”,我们今天正面临第四次历史性变迁,我们正见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重构,正所谓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前三次历史性巨变都同世界性战争(热战或冷战)直接相关,因此体系之坍塌或构建都是疾风骤雨、大开大合式的,基本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我们正身处其中的这新一轮秩序之变,则既与一系列局部性战争(如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地区性冲突(如朝核危机、伊核危机、乌克兰危机、东海南海摩擦)相关,也同国际力量格局的自然变动攸关—所谓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整体性低迷、非国家行为体呼风唤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等,从不同侧面冲击西方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而更为根本的,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等“五化”前所未有地同时并存于世界,它们相互激荡、互为因果、连锁反应、推波助澜,你方唱罢我登场,东边日出西边雨,剪不断理还乱。对执政者来说,面临的任务千头万绪,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纵然使出百般武艺,最终白了少年头,也未必招人待见。对普通民众来说,面对一天一变的网络资讯和难以适应的气候变化,面对日新月异的国事家事天下事,常常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

 

而对善于冷眼看世界的战略思想家而言,这个时代给他们思考、写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于是诞生了所谓“单极说”“多极说”“两极说”“无极说”,产生了所谓“后美国时代”“中国崛起时代”“信息技术3.0时代”等。一批高质量、有深度的作品连番问世,即以近两年为例,法国人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日裔美国人福山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英国人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中国台湾学者朱云汉的《高思在云》等,从历史的纵深、政治经济的结合部、人类政治的发展前景等多角度考问我们的时代、探寻未来的秩序。然而,他们提出的问题比给出的答案多,他们的困惑似乎比芸芸众生还更多几分。

 

其中不能不提的是年逾90的基辛格博士,他依然活跃在国际舞台,敏于思考,勤于著述,善于沟通,指点迷津。他的《世界秩序》一书悄然面世,似乎是一个阅尽世间沧桑的老人在告诫世人,我们所处的世界真的已经变了,而我们却都没有做好重塑新秩序的准备。旧的秩序濒临坍塌,新的秩序将建未建,还有什么比这更危险的事实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各国都忙于自己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而无暇静下心来重整地球村这个共同的家园,则世界表面的经济繁盛和技术进步到头来恐将带来更具毁灭性的后果。

 

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大历史性时刻,各国都在积极筹备、隆重纪念,红场阅兵、天安门广场阅兵、联合国大会……人们似乎期待以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为分水岭,总结过去、正视现在、面向未来,内心其实都在呼唤一个更加与时俱进同时富有活力的新世界秩序的到来。然而,谁将是世界新秩序的引领者或缔造者?

 

 

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同时也是既有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美国自然希望继续主导这个世界。奥巴马无论怎么“谦逊”,在继续领导世界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来都不含糊。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继续领导世界,而在于如何领导”,“美国决不当老二!”“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不管如何包装,内核都是“实力”,美国追求的永远是实力至上,目标则是继续领导世界100年。

 

问题是,世界已不是过去那个世界,美国也不是昨天那个美国。就军事实力而论,美国仍占据绝对优势,相较逐渐老化的俄罗斯军力,美国的军事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冷战时期更胜一筹。其他如科技力、网络力、战略力、文化力、情报力、同盟力、智慧力、地缘力等,仍令其他大国难望其项背。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仍是“唯一超级大国”。但从经济实力角度看,美国的绝对领先优势至少面临来自欧洲和中国的挑战。就单个国家而言,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10万亿美元,达到10.2万亿美元,离美国17.4万亿美元虽差距仍大,但全世界超10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毕竟不再只有美国一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而更多的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国经济超美只是时间问题。从政治和社会两个维度看,则美国面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内部问题,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愈演愈烈,以致曾经高呼“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写下《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公开表达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失望和无奈。制度优势和社会活力一直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软实力,也是其对外实行霸权的国内基础,如今看来,面对2016年总统大选出现的“特朗普现象”“桑德斯现象”,不得不承认这个基础正在出现大麻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奥巴马的对外政策屡遭批评或掣肘,绝非偶然,而他在应对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利比亚危机、伊拉克危机、“伊斯兰国”等问题上的作为不力,实在是因为他不想管、不敢管也管不了。毕竟,2008年金融危机后被推上台的奥巴马,当务之急是经济、经济、经济!结果,美国的经济终于走出危机,再次步入复苏增长轨道,但蓦然间美国人也发现,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却在无情地下滑。在这种实力与影响力并不同步的情况下,靠美国单极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显然不切实际,尽管少数美国人仍在做着“美利坚帝国”的迷梦,但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实力的限度是心知肚明的。

 

欧盟能否构成世界的另外一极姑且不论,但其作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现代化水平程度最高、全球治理水平和能力最强的力量组合,是维护国际秩序稳定或重构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力量。2014年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首访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传递出一个非常鲜明的信号,那就是中国认同欧盟作为世界政治一极、经济一极、文明一极的独特分量,也希望通过深化中欧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然而,自冷战结束后,“欧盟往何处去”就一直困扰着欧洲各国领导人。美国人所形容的“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状况虽有所改观,在叙利亚、利比亚冲突中欧洲人甚至冲锋陷阵跑在美国人前面,但总体而言,欧盟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还面临不少困难。高福利制度和外来移民增多带来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下的经济复兴问题、乌克兰危机背后折射出的战略安全困境,等等,显示“后现代”的欧洲也免不了“战争与和平”“发展与复兴”等现代国家习以为常的那些事儿。而近两年来欧洲主要大国恐怖袭击不断,更让欧洲一夜之间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和全球难民的集散地。总之,欧盟作为国际政治事务中的整体性力量,如何整合实力、找准定位、明确方向,是个大问题。否则,欧盟主要大国只能各怀心事,劲有时并不往一处使。德国最具实力,但默克尔很有分寸感,不愿挑头;法国有意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但作用有限;老牌帝国英国则如美国著名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所言,“正在放弃全球大国身份”,一场谁也不在意的“脱欧”公投竟然出人意料地弄假成真,让人对大英帝国是否从此变成“小”不列颠开始认真思考。欧洲大国如此,中小国家能做何指望呢?

 

另一个堪称一极的大国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最具争议。中国人和美国人、欧洲人在如何看俄罗斯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就大相径庭。中国人大多看到的,是俄罗斯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资源、强大的军力、厚重的文化,以及充满魄力和魅力的普京,因此往往对俄罗斯高看一眼,一直将它视为另一个世界级大国而倍加重视。这背后,恐怕多少同中国与沙俄之间的历史积怨、与苏联之间的历史恩怨等记忆有关。毕竟,我们曾是受害者、受伤者或弱者,因此容易放大对俄罗斯实力的认识。美国人看待俄罗斯,则完全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问起华盛顿的战略界人士,十之八九会说“俄罗斯不会有什么用了”。一些学者甚至觉得,冷战后的美国历任总统总在试图从羞辱俄罗斯的过程中享受某种快感。美国朝野弥漫的这种“俄罗斯不行论”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镜中的俄罗斯从来就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平庸者。在成功化解古巴导弹危机后,肯尼迪曾经心有余悸地告诫后任美国领导人:“核大国在捍卫自身利益时,应避免出现让对手必须在耻辱的退让与核战争间做选择的情形。”不管怎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面临巨大难关,俄罗斯毕竟是世界政治中谁也不能小觑的战略性力量。更何况,俄罗斯拥有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能源、国土规模等天然优势。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缔造者之一,俄罗斯对当今及未来世界秩序有一套全面的看法和阐述,需要人们仔细聆听和认真解读。

 

在世界大国俱乐部里,不应忘记的还有印度、日本和巴西。三国虽各具特色,但在期待成为被人尊重的世界级大国方面则同气相求,联手“争常”即是重要标志。但毕竟,印度崛起的光芒不如中国闪亮,目前合纵连横多意在经济发展,对世界新秩序的构建缺乏必需的意愿和能力。日本安倍政权虽无日不在“俯瞰地球仪”,但志大才疏、心胸狭隘、缺乏担当,在美国的羽翼下尚难称得上是一支完全独立的战略性力量。巴西虽不甘偏安南美,但与世界政治的中心地带相距遥远,且自身面临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世界杯、奥运会的光环掩盖不了巴西深层的矛盾,巴西的再度崛起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其他如南非、土耳其、伊朗、沙特、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韩国、阿根廷等中等强国,对世界秩序的构建越来越有想法和发言权。它们有望成为新秩序构建的生力军,但指望其成为推动构建新秩序的主力军,似乎勉为其难。

 

 

相较欧、俄、印、日、巴等诸强,中国的优势是明显的。不仅经济发展态势最好,而且政治社会总体稳定,更重要的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坚持正确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盛一日。正因如此,中国越来越被国际社会视为最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下一个超级大国。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它标志着中国人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步伐。这是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之后又一标志性事件。除日本之外的几乎所有美国重要盟国都积极参与其中,这似乎印证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新现实,那就是,美国的经济在复苏,但国际影响力却在下降;中国的经济在减速,但国际影响力则在上升。综合评估,实力对比中升美降的总趋势没有改变。

 

然而,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集中体现为所谓“老二综合征”。尽管中国只是在经济总量上位列第二,但国际社会倾向于认为中国在综合国力方面也是“老二”,于是中国终于“被老二”了。问题是,这个“老二”与“老三”“老四”“老五”的差距没有实质性拉开,却与“老大”的差距依然巨大;既要面临来自“老大”的挤压,也要适应来自“老三”之后诸强的羡慕嫉妒恨;既要继续跨越新兴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要努力超越与既成大国美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防范在中亚、西亚、北非一度上演的“颜色革命陷阱”,更需处理一系列国内、周边问题交织混杂的“成长中的烦恼”。习近平主席讲,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恰如黎明前的黑暗,越接近光明,面临的问题、困难、风险、挑战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始终强调自己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而不会成为颠覆者。

 

但在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看来,“亚投行”“一带一路”东海南海强势维权……凡此显示,中国人正以自己的方式改造既有国际和地区秩序,在表面维护既有体系的同时打自己的小算盘,搞自己的小体系。同样,在中国部分学者眼里,美国无节制无原则地偏袒日本和菲律宾,公然插手南海争端,滥用“量化宽松”和贸易保护主义等,也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颠覆自己一手打造的战后国际秩序。于是乎,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秩序之争越来越成为凌驾一切之上的核心问题。这恐怕是中美关系过去三四十年来最深刻的变化。不只如此,世界各主要力量也都在思考如何修复、改革世界秩序。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什么是世界秩序?

 

对于各国的决策者、执政者而言,所谓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体系等等,无外乎就是如何把握世界大势的另类表述,而不太在意严格区分这些概念之间的微言大义,更多是不求甚解、大而化之。对于学者或研究者而言,上述概念的区分则是有意义的,为此他们往往不遗余力,甚至皓首穷经。中国知名学者阎学通教授近期对这些概念的研究非常有见解,给出了清晰的界定和解释,值得学习、借鉴。

 

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倾向于基辛格的态度,既有一定学理阐述,又不过多纠缠于概念本身。在他看来,世界秩序其实更多是一种理念、一种构想、一种愿景,与既有的国际秩序不尽一致。理由很简单,因为真正的世界秩序到今天并没有存在过。今天绝大多数国际政治学者往往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作为现代国际体系的起点,主要原因在于它确立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准则,比如,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这些准则虽然此前不同程度地存在过,但并没有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那样被明确地规范,进而具有超越区域而成为所谓的普适性的准则。但从历史的大视野去看,一方面,这个体系所规范的相关国际

 

关系原则是不全面的,更多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和经验之下的。另一方面,它规范的更多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准则,而对非国家行为体则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可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组成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各国1648年构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世界还存在几个并行的体系,比如中国的朝贡体系、以中东为核心的伊斯兰体系,而此时的非洲、美洲、大洋洲板块,则远离这些体系,尚未全面觉醒。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范的只是欧洲部分板块,对世界并没有广泛的约束力。

 

从中国的视角看问题,中国传统体系出现裂痕,早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其中1592年的中日壬辰战争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这一年,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公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对日本而言,这是其发动海外侵略战争的起点;对中国而言,则是自唐朝以来一直学习中国的好学生—日本—开始动手打老师了。1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将日本的这种战略意图当作具有历史性

 

意义的战略转折,而依然沉醉在天朝王国的幻象中;及至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人依然处在半梦半醒之间;再及至日本人在1894年重演壬辰战争的那一幕,通过甲午战争将天朝大国的尊严打得体无完肤,中国才“猛回头”,完全惊醒。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裹挟进所谓现代文明体系,再被当年自己的学生羞辱得颜面扫地,华夏体系已无法维系。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百年屈辱,由此开端。此后,中华民族开始了漫长的救国图存、民族独立、国家建设进程,并最终走上通过改革开放迈向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

 

中国人的秩序观、体系观与西方人相比,自成一格,是不争的事实。中西方之间在所谓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道路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和隔阂由此变得更加深刻,也是源于两种不同秩序在不同轨道上的自我演进。而等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尤其是跟美国、欧洲主要国家在“一战”和“二战”战场上并肩作战,两种体系才有了正式的正面互动。然而,这种互动对西方而言是主动的,对中国而言则是被动的。虽然中国也以战胜国身份参与了华盛顿—凡尔赛体系的共建,但仅分得西方列强的残羹冷炙,遭受的却是更大的屈辱。“二战”后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中国终于能与美、英、苏等列强共建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这是建立在西方对中国未来政治方向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之上的。而一旦中国的国内政治方向出现另一种面貌,西方的脸色即为之一变。新中国仍然被西方视为旧世界,被孤立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体系之外。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也曾经一度给美国人和西方人再次带来期望,认为中国从此走上融入西方体系的不归路。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的命运始终还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几十年之后,中国既没有“西化”,也没有“分化”,中国虽不再是那个封闭的中国,但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不是苏联,虽在崛起,却坚定地奉行和平崛起;虽坚持独立自主,却不全面挑战既有国际秩序;虽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却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对外开放的道路上走得比西方更坚决。对于这样一个中国,美国人和西方人既爱又怕,想全面接纳却心有不甘,想全面遏制又难以做到,想放任自流却风险太大。怎么办?奥巴马在思考,希拉里在思考,美国战略思想界人士都在不同程度地思考,但迄今却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不论怎样,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将世界各国历史性地拉近,使得全球第一次可以开始思考共建一个所谓既建立在国与国平等基础之上,又必须思考非国家行为体,既要应对所谓“高政治”的政治、经济、安全问题,又必须面对所谓“低政治”等非传统全球性新问题的世界新秩序。

 

 

如何构建新秩序?既然没有一家能主导新秩序的构建,就只好依赖国际社会的再度合作。但现实情况是,除少数战略思想家在思考这个问题外,各国政要多忙于政务,疲于应对各种不同的挑战,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个过于形而上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中美在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是合作者还是竞争者抑或对抗者,将直接攸关新秩序的成败。为此,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伯格斯滕、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在内的国际战略家们纷纷建言献策,从不同侧面勾画中美合作的蓝图。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政客以旧的思维预测甚至鼓噪中美冲突的未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提出“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新理念、新思想、新倡议,体现了在世界秩序重构进程中中国人不同以往的包容、大气、主动、自信。但一个巴掌拍不响,探戈需要两个人跳,全球共同的事业需要世界各国共建。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一名从事国际战略研究和美国问题政策研究的中国学者,作者不揣简陋,将自己在近十年来对世界秩序、国际体系、美国实力、中国战略、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并呈现出来,发出中国的声音,权当沧海一粟,希望能为中美与其他各国共建世界新秩序这项新的伟大事业贡献些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