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

哈佛中国史(套)

[加] 卜正民,[美] 陆威仪,[德] 迪特·库恩,[美] 罗威廉 著;[加] 卜正民(Timothy Brook) 编;潘玮琳 等 译

《哈佛中国史》六卷本丛书,由国际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领衔主编,集结罗威廉、陆威仪和迪特·库恩三位知名汉学家,萃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全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以全球史视野、多学科学识颠覆传统中国史叙述模式,倾十年之功写就,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非常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哈佛中国史》丛书站在风起云涌的21世纪,从全球史角度重写“世界中国史”,引导世界重新思考当下中国。丛书上自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下至20世纪初清朝终结,分为六个帝国时代——秦汉古典时代、南北朝大分裂、世界性帝国唐朝、宋朝的社会转型、气候变迁影响下元明帝国的兴衰,以及成就斐然、盛况空前的大清王朝,进而串起2000年中华文明跌宕起伏的荣辱命运。《哈佛中国史》丛书专为普通读者而作,语言生动活泼,文风简明精悍,结构精致合理,极富故事性和启发性,是一套给大众读者的简洁、清晰、独特的全新中国通史。《哈佛中国史》丛书出版后获得很多赞誉,被称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堪称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典范之作,已被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数十所世界知名大学指定为中国史课程教材。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10月

文化艺术社

精装    32开    2264    纯质纸

ISBN:9787508665450

定价:4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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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哈佛大学出版社典范之作,数十所世界一流高校中国史课程指定教材】哈佛大学出版社先后于2009—2013年出版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面向大中学生和普通读者,汲取50年来世界中国史全新研究成果,谱写21世纪全新中国通史。2009年出版以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美国历史评论》《亚洲研究》《伦敦时报》等近百家媒体争相报导,好评如潮;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史乐民,剑桥大学教授麦大维,牛津大学教授戴彼得,华盛顿大学教授伊沛霞等世界知名汉学家一致推荐;越来越多的高校将其指定为中国历史课程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如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莱顿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备受欧美大中学生和普通读者的青睐。【代表50年来世界中国史研究的全新成果,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哈佛中国史》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反映50年来世界中国史全新研究成果、代表世界中国史研究较高水准的21世纪全新中国通史。与皇皇十余卷、内容专深、多位作者合力撰写一卷的《剑桥中国史》不同,《哈佛中国史》每个断代均由一位学者一气呵成,文风通贯,浑然一体。《哈佛中国史》以全球视野突破传统中国史学叙事,真正做到了跨学科、跨领域讲述中国历史,全面涉及天文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气候学、环境史、医疗史、民族史、中西交流史等多个学科的新角度、新方法和新成果,堪称21世纪史学研究的新典范。《哈佛中国史》丛书共六卷,分秦汉、南北朝、唐、宋、元明和清六个时代分野,上迄秦朝统一,下至清朝终结,以一种新鲜、紧凑、好读的方式涵盖了公元前2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古代王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进程。通贯上下,分量适中,获赞“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4位国际著名汉学家,倾10年之功】《哈佛中国史》丛书由国际著名汉学名家卜正民领衔罗威廉、陆威仪、迪特·库恩,倾10年之功辛勤创作,集世界中国史研究之大成。卜正民擅长以新颖的视角、丰富的细节和极具感染力的叙事风格讲述元明史;罗威廉为驰名国际的清史研究名家,所作“清卷”被誉为数十年来海外清史研究必读的通俗佳作;陆威仪为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凭一己之力独立完成秦汉、南北朝和唐朝三卷;迪特·库恩专长于宋代物质文化史、科技史和艺术史,是德国重要的宋史研究专家,在世界汉学界享有盛名。【简洁、清晰、独特的全新中国通史,人人爱读的大众历史读物】《哈佛中国史》丛书专为普通读者撰写,语言生动活泼,文风简明精悍,结构精致合理,极富故事性和启发性,是一套写给大众读者的简洁、清晰、独特的全新中国通史。历史学习者可从中了解世界中国史研究前沿,开阔新视野,学习新方法、新成果,而大众读者也可在享受会心愉悦的阅读体验之余,获得对中国历史的崭新认识,面对这套“大不一样的中国史”,豁然开朗。【20位中国史专家一致推荐】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长序推荐,秦汉史专家王子今、李开元、卜宪群、彭卫,南北朝史专家罗新、楼劲,唐史专家张国刚、郝春文、刘后滨,宋史专家邓小南、李华瑞,元明史专家商传、张帆、李新峰、孙竞昊、方骏,清史专家李伯重、赵世瑜、夏明方等联袂推荐!【中文版出版团队酝酿10载,编辑历时5年】中文版出版团队酝酿10载,邀请海峡两岸优秀青年历史学者王兴亮、潘玮琳、李仁渊、张远、李文锋等携手翻译,编辑历时5年,精细打磨,力图向大众读者呈现一套可靠、可信、可读的中国通史。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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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卜正民(TimothyBrook),1951年生,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师从孔飞力教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前任会长。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神学院院长。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等。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并撰写其中第5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首次从气候这一环境史的新视角解读元明两大帝国的兴衰,呈现出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已翻译为中文的作品多达十几种,在海峡两岸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他主要代表作品有:《秩序的沦陷》《杀千刀》《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维梅尔的帽子》等。其中,《纵乐的困惑》获得2000年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zui佳著作奖”,《秩序的沦陷》获得深圳读书月2015年度“十大好书”。陆威仪(MarkEdwardLewis),1954年生,师从何炳棣,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他的研究关注中国文明的不同方面,尤其擅长从政治和社会层面考察中国问题。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中前3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以及《早期中国的写作与quan威》《早期中国的空间构造》等。迪特·库恩(DieterKuhn),1946年生,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和柏林大学工作与任教。德国著名汉学家,专精宋史,尤为擅长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现任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教授。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4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中国丝麻纺织技术史》《地位和礼仪——从远古代到公元十世纪贵族的中国》等。罗威廉(WilliamT.Rowe),1947年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晚期中华帝国》(LateImperialChina)杂志主编、《近代中国》(Modern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ofUrban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6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及《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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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我希望我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我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哈佛中国史》主编卜正民,中文版总序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能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葛兆光,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哈佛中国史》推荐序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成功地填补了一卷本中国史教科书和多卷本的多位作者合力撰写一卷而成的《剑桥中国史》之间的空白,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基于朝代、每卷由一位作者独自撰写完成的解释性历史。——包弼德,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详尽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一直被奉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六卷本中国史以一种新鲜、紧凑、易读的方式涵盖了公元前2世纪到20世纪初期中国古代王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进程。——独立学者查尔斯·W.海福特这一精彩的由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主编的《哈佛中国史》丛书,为哈佛大学出版社带来了至高的荣誉。它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学家乔纳森·米尔斯基《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一书中有些见解或许可以作为对我们的考察和理解有所助益的“他山之石”。比如,作者陆威仪教授在政治史、军事史之外,以“帝国的城市”“农村社会”“外部世界”“宗族”“宗教”“文学”“法律”几个方面说明秦汉历史,这样的分析方式富有新意。中国的秦汉史学者有必要从西方学者的文化理念、学术视角、考察思路、研究方法借鉴其优异之处,通过比较鉴别,扩展自己的学术视野,提升自己的学术品质。——王子今,秦汉史专家,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回归叙事,是历史学的新趋势,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叙事有种种形式,形式的变化和创新,应是历史学的追求。基于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作出精准的概括,写成易懂的叙事,是需要相当的努力才能达到的境界。我相信,阅读《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一书的读者,一定会体验到作者陆威仪的苦心而受益。——李开元,秦汉史专家,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继《剑桥中国秦汉史》之后又一部认识和了解西方学者对秦汉历史总体看法的佳作。它把秦汉放在世界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观察,较为全面系统地描述了秦汉历史的概貌与演变。陆威仪教授把目光深入到了历史的内部,用自己的体验与理论,而非“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体系,在各个专题中表达了自己不少独特的见解。与此同时,他对秦汉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碑刻资料以及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极为熟悉,信手拈来,运用得当,体现了一位专业史学家的高超素养。——卜宪群,秦汉史专家,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分裂的帝国:南北朝》讲述汉朝崩溃到隋朝统一之间四百年的历史,与中国和日本常见的通史型著作不同的是,政治史所占篇幅有限,而且这有限的篇幅也重在讲述引起政治变动的结构性因素的发展,历史解释的思想性因素被放在优先位置。作者陆威仪教授特别深的关怀是人和人的精神世界,通过描述社会与文化如何、为何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塑造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一扫陈陈相因的旧说所型塑的刻板印象,从多个角度展示该时代独有的魅力。——罗新,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一书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写有相当坚实的理据,具备了“成一家之言”的基本条件。从历史空间的拓展,到士族、军将等历史要角的崛起和影响,再到芸芸众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态势,以及中外关系、社会体制、宗教形态和文化生活等领域所示特色的递嬗,陆威仪教授力图以此凸显当时一系列历史转折的内涵及其对此后中国史发展的意义。且其展现于读者面前的具体样态,又堪称精神饱满而文史贯通,加之其通篇娓娓而谈、见微知著又要言不繁,遂能令人读之甚快而又会心深思。——楼劲,南北朝史专家、中国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性的帝国:唐朝》是写给西方读者阅读的一本概要性唐史著作,其谋篇布局不拘套路,抓住主要问题,不求面面俱到,有自己的独特叙事框架。有些内容,作者陆威仪教授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心得,有些内容则比较充分地综合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观察问题的视角独具一格,加上翻译语言和概念上的格义效应,在整体叙事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作为他山之石,对于国内读者有不可多得的参考意义。本书还保留了作者引用文献的出处,对于国内同行了解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无裨益。值得向读者诸君郑重推荐!——张国刚,唐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世界性的帝国:唐朝》通过对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城市、乡村、宗族、宗教、文化以及外部世界等方面的具体描绘,以生动的事例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古代高峰期异彩纷呈的恢弘画卷。作者陆威仪教授着重论述了在唐代社会诸多领域陆续发生的巨大变革,凸显了唐代历史的特点,也揭示了这一时代在中国古代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开启了帝制时代后期的历史。——郝春文,唐史专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如何向对中国古代历史几无了解的读者讲述其辉煌的朝代,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师从何炳棣先生的斯坦福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陆威仪执笔的《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一书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对唐代历史观测点的选择独具特色,众多小故事背后都有大关怀,从帝制中国整体特征的宏观视野提出或综括出了许多独特的切入点。即使站在一个挑刺的专业研究者角度,我对本书的阅读体验也相当愉悦。——刘后滨,唐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内容广博、行文晓畅是《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的重要特点。作者迪特·库恩眼界通贯东西,视域开阔,态度切实,通篇征引丰富,环环递进。整体叙述前后呼应,突出了本书的核心议题,引导读者看到,这一时期“在理性、效率、前瞻性和经济活力的基础上”经历着中古历史的转型。宋代的新儒学思想家致力于为这一急剧转型的世界提供可行的出路,而脱胎于此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道路选择。——邓小南,宋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可以说是中国读者读到的第一部较为全面反映西方学界对宋代历史认识的著作。即使将来出自众人之手的《剑桥五代宋朝史》中译本出版,也不能完全取代这部书的价值,因为本书具有作者迪特·库恩长期研究中国科技史、艺术史和宋史的鲜明特色。这部出自西方学人的书却力图回到传统中国的认知上,亦即探究宋代历史是如何在儒家思想统领、影响下践行和发展的。单就域外学者努力解析中国文化密码,尽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宋朝而言,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李华瑞,宋史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卜正民教授用他新颖的视角和生动细节描写成就的一部元朝与明朝的历史。他将元朝与明朝的历史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政治史与社会经济文化史相结合,将传统的历史多层次并且立体化,将国家更看作为一个经济体而不仅仅是政治体,这些都是他与我们这些国内学者解读历史的不同之处。——商传,元明史专家,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不仅有着精致的结构,而且富有故事性和启发性,以及强烈的现实关怀。卜正民教授强调了一个时代挣扎的身影:在政治人物的风云际会、民族迁徙斗争杀戮的背后,全社会(不只是中原农业文明群体)统统屈服、受制于环境变迁,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做出一定程度的探讨与努力。它兼顾各界读者的精心布局,与一贯的高度可读性,对专业、非专业读者各有价值。——李新峰,明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作者罗威廉在本书《导言》中说:历史学家们现在对大清帝国的理解,与四五十年前我们所曾经理解的大不一样了。感谢作者罗威廉,本书夹叙夹议式的宏大叙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富有活力的清史领域产出的丰硕成果,并且通过此一对比,领会五十年来人们对大清帝国的理解确实已经“大不一样”。——张广达,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由于史料、观点、方法各方面的原因,清史研究之难,可谓中国各断代史研究之冠。穷一人之力完成一部清史,本已非常人可为,而要写出一部超yue前人的清代全史,其难更是可想而知。本书作者罗威廉教授,以其毕生治清史的深厚功力为基础,综合了国际及中国清史学界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深刻把握了社会史研究、内亚转向和欧亚转向三大重要新取向,成功地融合了新清史、社会史、内亚史、东亚史以及比较世界历史的眼光,从而把清朝历史放入前后更长时段的中国史脉络以及更加广阔的全球史空间中。本书抛弃了传统的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与失败并存的重要时期,从而深入地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这些特点,使得本书体现了前沿学术和传统学术的完美结合,成为一部难得的成功之作。——李伯重,明清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作者罗威廉本身就是《剑桥中国史》“清代卷”的作者之一,又长期担任《中华帝国晚期研究》杂志的主编,这使他在综合利用现有中西方学者的成果方面具有优势,写作这样一部概括性的断代史驾轻就熟。读者阅读此书时,既可以发现他个人对清史的独特看法,也可以了解到海内外清史研究者的重要观点。特别是如何以一种较小的篇幅,雅俗共赏、夹叙夹议地展现大清一代的历史全貌,是我们中国的学者需要学习的。——赵世瑜,清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罗威廉教授的大作,以其非凡的学术功力,对费正清以来美国清史领域相继兴起的“冲击-回应论”、“中国中心观”以及“新清史”等诸多流派进行批判与综合,力图构建一种与传统中国的王朝模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帝国形象,即一个具有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形态的“多民族普世帝国”。如果清史研究在未来的美国真的像罗教授最近预判的那样变成“绝学”,那么作为通史,这一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也很有可能成为某种“绝响”。——夏明方,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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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0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导言13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中国曾出现过两个王朝。第一个是元朝,始建于1271年,不过她的缔造者并非汉人,而是一个蒙古人—忽必烈,他的祖父就是曾经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第二个是明朝,始建于1368年,明朝开国者朱元璋是一个睿智而铁血的人,这个王朝在1644年被来自北方草原的满人征服。这本书要讲述的就是这两个王朝的历史。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1368年是这400年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就在这一年,朱元璋率领的本土反元势力,驱逐了备受汉人憎恶的蒙古人,重建起他们奉为“祖国”的中国。而中国之外的历史学家也同样重视1368年,不过,理由则是因为这一年标志着帝国晚期的开端,以及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漫漫之路的起点。1368年在本书中则具有别样的意味:我没有把它当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而是连接两段历史的纽带。使明王朝崛起的叛乱确实中止了蒙古人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但也使蒙古人的遗产得以历数百年而传承不绝。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积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本书原本并不打算完整地呈现13—17世纪中国的转型。我在动笔之初曾以为,蒙古人统治的一个世纪(1271—1368)是一个独立的时间段,它截断了中国历史的奔流,而明代的建立又恢复了它故有的河道,延绵至今。外来的变成了本土的,蒙古人换成了汉人,我想两者的差别大概犹如黑白两个极端。把元明两朝看作同一个时期的组成部分的想法,来自一个我完全未曾想到过的方向。在我阅读有关这两个朝代的四种基本史料(正史、实录、地方志、文集)期间,我开始注意到其中不断提到的自然灾害—饥荒、洪水、干旱、飓风、蝗虫、流行病,甚至龙袭。我一点一点收集并排列这些记载,发现这两个朝代所在的时期恰好是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气象史专家所说的小冰河期(theLittleIceAge)。一个温暖、湿润的世界变得寒冷、干燥将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欧洲和中国的确随着气候的改变而发生了许多变化。国家和社会变得更为强大,也彼此分离。各个经济体彼此连接,商贸活动日趋重要。人们不得不想出新的办法,去解释自己本身和周遭发生的变化,使种种新的生存格局合法化,也使自己能理直气壮地采取新的行为方式来顺乎世事的变迁。整个世界在朝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亦复如是。身处元明两朝的人不会如此理解这些变化,因为个体只能经历其中的一些片段,且往往是灾难性的事件,从而难以看见全局图景。为了找出这些片段的规律,我在本书第三章中用了“九渊”的说法,来概括我在元明时期找到的九次持续时间长达3—7年的天灾人祸。这些灭顶的“深渊”并没有左右元明两代的历史,但是它们对当时人们生活、记忆的影响却和其他任何历史因素一样深刻。反常气候的侵袭不断,近海又有外来商人频仍闯入的身影,使得一些人感到无所适从,只能牢牢抱守祖训。另一些人则不愿拘泥,用新的思想重构世界的秩序,并在其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于是乎,元明是一个迷惘不安的时代,也是聚讼纷纭的时代。为了把握这个时代的充沛活力和多端变化,我尽可能地用当时的故事、绘画和语言来描述它的历史。这其实并非难事,因为这个时代与中国以往的帝制时代所不同的一点,就是它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记述。绝大部分的材料是时人有意识的记录,也有的是无心插柳。纵然亲历者很少能洞彻历史的大局,他们描绘的细节也足以让千百年后的我们触摸到那段历史的脉搏。他们的观念未必能与我们的相契合,但他们的欢乐和恐惧,我们仍能感同身受。我的叙述就从恐惧开始吧。让我们回到龙开始闯入他们生活世界的那些时刻……龙见元代首次出现龙是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这是元朝建立后的第22个年头,距离开国皇帝忽必烈汗(1215—1294)驾崩尚有两年。这条龙出现在太湖边。太湖是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的一大水系,它像一颗心脏,通过纵横交错的自然与人工河流的密网为这片淤积地带输送水分,上至明朝的第一个首都南京,下至沿海港口上海皆仰赖它的润泽。随着蛟龙腾空,洪水便从龙口倾泻而下,淹没了沿湖的庄稼地,良田变成了泽国。仅隔一年,元人便再次目击到龙。这次,它出现在陈山,这是位于太湖东南75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丘。陈山上有一座修于宋代的龙王庙。这座庙被称为龙王行宫,行宫是皇宫的专称之一,因为龙王就像皇帝一样,在全国各处巡视,故有此说。因庙宇年久失修,地方官觉得应该重新修葺,以期取悦龙王,为全县普降甘霖。至元三十年七月十五日(1293年8月25日),临近正午时分,画工正在作业,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两条龙驭风而至—龙王和他的幼子驾到了。双龙俯瞰战战兢兢的画工,随即摆尾,没入云中。说时迟那时快,一阵雨从天而降,为该地长达两年的干旱画上了句号。翌年,忽必烈汗薨。三年后,龙王携子二度在陈山呼风唤雨,竟被群龙乘暴雨大闹鄱阳湖(即长江自太湖溯游而上的第二个主要湖泊)的声势所压倒。它们在空中纵横翻腾,兴风作雨,让周围的州府都遭了洪涝之灾。此后42年内,龙再未现身。直到元顺帝至元五年六月十五日(1339年7月29日),一条恶龙猛扑向滨海省份福建的腹地山谷。恶龙带来的疾风暴雨横扫了800户民宅,冲毁了1300公顷农田。10年后,五龙再次驾云莅临江南,吸卷海水于天空喷洒。此后的17年内(1351—1367),有关龙见的记载有七次。至正二十七年(1367),也就是元朝的最后一年,共有两次。第一次在六月四日(7月9日),北京。只见一道电光闪过,便有一条龙从废太子府的一口井中一飞冲天。那天早晨稍晚些的时候,有人看见这条龙栖息在附近一间寺院的洋槐树上,事后人们发现树干上有抓痕和灼烧的痕迹。第二次在一个月后,山东省的龙山,这里是一处祈雨胜地。在七月的暴雨中,一条龙曾现身山顶。待龙飞升后,一块大石自峰顶滚落,留在了该地的民间传说中。八个月后,忽必烈的众多玄孙之一被迫放弃元朝皇位,避入蒙古草原。异族军事统治遂告终结。龙主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毫不费力地解释了这些奇怪的事件。他们在帝国境内叛乱四起的背景下,看着元朝最后17年逐步增加的龙见事件,于是知道这是元朝即将衰亡的天兆。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1355年8月10日),飓风袭击了江南,一条白龙自旋风中冲出,一位小品文作家记录了这一事件,他回忆道:“凡龙所过处,荆棘寒烟,衰草野邻。”当次年内战打到江南时便是这番景象。他哀叹道:“视昔时之繁华,如一梦也。”[3]12年后,即1368年,朱元璋(1328—1398)自华中的叛乱里脱颖而出。用描述称帝的标准语汇来说,便是朱元璋“飞龙在天”,而明朝草创。朱元璋把忽必烈汗当作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来崇拜,他渴望像后者那样,让天下以一己之意志为转移。正是这两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元明两朝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的形态,也左右了中国其后的走向。在他们之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人物,直到20世纪毛泽东的崛起。忽必烈的野心是征服东亚,而朱元璋在开疆拓土方面的胃口则没有那么大。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他从蒙古人手中夺来的满目疮痍的国土变成一个道家的乌托邦(Daoistutopia),尽管它很快就走了样,沦为一个法家的古拉格(Legalistgulag)。今天的中国人都知道他是“太祖”,这是他的庙号,即“伟大的祖先”的意思,这是对开国皇帝的尊称。但这并非当时人们对他的称呼,因此,我遵照一般的指称习惯,或直称其名讳——朱元璋,或以其年号称之——洪武(取“武运洪大”之意)。每个皇帝都要择取一个年号,或标榜自己过往的功绩,或表达对未来的期许,“洪武”即是要明朝子民牢记朱元璋的赫赫军功。朱元璋在成为洪武皇帝之前,就十分留心元朝境内的龙见事件。驭龙是他的象征性职责(metaphoricaltask),他可不是不在乎象征意义(metaphors)的人。朱元璋很早就得到了第一次机会——至正十四年(1354)秋,距离他建立自己的王朝尚有14年。当时,他正在南京以西的长江流域作战,该地区遭遇大旱。当地父老告诉他,附近的泥沼地里时不时有龙出现。他们请他向龙祈祷,以避免灾害全面爆发。许多年后,朱元璋记道:“时信而往祷之,期日以三。后果答我所求。”雨来了。在谢龙的仪式上,朱元璋赞颂神龙:“不伤而不溢,功天地,泽下民,效灵于我。”——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有朝一日自己的子民称颂自己的话,“今也,龙听天命,神鬼既知。”——既然朱元璋提到“天命”这一王朝兴亡的法则,那么自己要当皇帝的意思已昭然若揭。他以一阕赞歌为整场仪式画上句点,他赞颂的是龙,可又像是在说自己:威则塞宇,潜则无形。神龙治水,寰宇清宁。既然有一位龙主登上了宝座,群龙就要俯首听命:它们从人间撤离。除了朱元璋即位的第一年夏天,鄱阳湖因暴雨引发洪灾外,洪武年间再无龙见的祸患。他确乎是一位龙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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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文版总序】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卜正民2016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