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学术文丛

我的应许之地

[以] 阿里·沙维特(Ari Shavit) 著;简扬 译

一部当之无愧的以色列史诗,百年犹太民族艰难复兴史。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讲述了一个悬崖边国家的荣耀与悲情。

 

《我的应许之地》比《耶路撒冷三千年》更深入这个国度的灵魂,本书以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直击人心,道出了以色列人的心灵隐秘。

 

荣登《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榜,雄踞兰登书屋、《纽约时报书评》《经济学人》的年度好书榜单。

 

荣获纳坦图书奖、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安尼斯菲尔德-沃尔夫图书奖。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1月

大众出版社

精装    16开        纯质纸

ISBN:9787508647913

定价:68.00

01

编辑推荐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以色列建国史,也是百年来犹太民族的奋斗复兴史。作者阿里·沙维特以自己家族故事为引子,通过亲身经历、深度访谈,历史文献、私人日志、信件等,通过一个个扣人心弦的个体故事,试图描述出以色列的全景大历史,以引出更深层次的以色列国家思考,并 对中东地区的纷争渊源进行了历史性梳理。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从作者的曾祖父写起,这位犹 太复国主义者是一位英国绅士,1987年却果断横跨地中海走向圣地,意识到这即将是本民族的未来之路;20世纪20年代一个怀理想主义的年轻农夫,自他的 阿拉伯邻居处购入了土地种植雅法蜜桔,用汗水在不毛之地培育出富足繁荣;二战时期德军将至,具有先知使命感的古特曼,率领青年人攀登历史废墟马萨达,激励 他们心中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精神;1948年在吕大驱逐的悲剧性的一幕中,全城老小在流泪中背井离乡、渐行渐远;我们看到了二战后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们, 在应许之地辛勤地建设这个荣耀之国,并努力将孩子们培养成真正的新以色列人;60年代纵横捭阖的以色列政治家们,在艰难局势中,顽强推动了绝密的以色列核 计划;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惨痛,令举国反思以色列的未来在哪里;以及今天引领世界潮流的互联网以色列新兴企业,还有在那些特拉维夫蓬勃发展的俱乐部里 纵夜狂欢的青年男女……

 

今天,以色列人是赢得了最终胜利?还是深陷巨大危机,精神力衰退?他们能否复兴和救赎自我,挽救深爱的应许之地?在百年来一幕幕震撼人心的悲喜剧中,《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为这个生活在流沙之地又充满活力的弹丸小国,完成了一部当之无愧的以色列史诗。

02

作者简介

阿里·沙维特,以色列著名的专栏作家,中东问题专家。沙维特出生在以色列的雷霍沃特,后加入以色列国防军,成为一名伞兵,并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研读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为《Koteret rashit周报》撰写文章,90年代担任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董事会的主席,1995年,他加入了《国土报》,并成为《国土报》的首席记者之一。沙维特同样也是以色列大众电视媒体的重要时事评论员。

 

03

全球书评

必须阅读本书!沙维特庆祝犹太复国主义的人为奇迹,而其余描写具有深情、关键、现实和道德性。他的书对改变和以色列的谈话以及建立一个更健康的关系,是一个真正的贡献。

——《纽约时报》


借助大量访谈、历史文献、日记和书信,以及作者自己犹太家族的悲情故事,《特拉维夫报纸》专栏作家阿里·沙维特挖掘了四代人的历史,对争议家园上的纷争和矛盾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梳理。

——《经济学人》


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以色列史诗——优美的文笔,强有力的渲染,满载对道德复杂性的思考。曾经,阿里·沙维特以其富有传奇色彩的职业生涯向以色列人阐释了何为以色列;如今,他又与我辈分享其直击人心、值得信赖的洞察力。这是这么多年来关于该主题的超棒图书。

——富兰克林·罗格斯,《新共和杂志》


一部文辞优美、富有魅力、道德纯正同时又引人思考的书。在我成人后的大部分时光里,我都在等待有一位以色列人能够探索他国家生存的最深层次奥秘,并分享他的发现。阿里·沙维特完成得如此出色,他的文字既像一个诗人,又如一名哲学家。《我的应许之地》真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 杰弗里·戈德堡,《大西洋月刊》,国家通讯记者


毫无疑问,阿里·沙维特的《我的应许之地》是我所读过的有关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议题的最重要图书之一。《我的应许之地》讲述了这个犹太国以往未被述及的故 事,同时捕捉到以色列历史进程和灵魂中胜利的一面及痛苦的一面,令人感动又振奋人心,间或又让人感到心碎和痛苦。这本书有能力改造和重塑这样一场被期待已 久的对话:应当如何借鉴以色列的复杂历史打造其仍未确定的未来。

——丹尼尔·戈迪斯,《拯救以色列》(Saving Israel)作者


阿里·沙维特怀揣小说作家的心和历史学家的思想,写就了一本充满力量、令人信服的有关现代以色列幕后故事的巨著。除却以色列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美利坚共 和国有着更多的情感联系,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命运与众多美国公民紧密相连。然而,直到沙维特的《我的应许之地》问世之前,人们越来越难以从那些讽刺画里 感应到以色列的特质。这本书对所有关心未来的美国人非常宝贵;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而是值得全世界开卷一阅。

——乔恩·米切姆,《托马斯·杰斐逊:权力的艺术》(Thomas Jefferson: The Art of Power)

 

这是堪与赫拉利《人类简史》媲美的、以色列人贡献给人类的又一部旷世巨作!沙维特的这本大书,正是对这洼水池淋漓尽致、震撼人心的素描。作者笔尖上跃动的激情和理智,近乎残酷的平衡感,以及超乎寻常的洞穿力,带给读者的远不止阅读的享受——它就是一部难再的现代启示录,对以色列如此,对人类亦如此。

——万圣书园 , 刘苏里

 

《我的应许之地》是一部史诗级的著作,壮阔的视野,极具感染性的文字,冷静到残酷的道德拷问。像在读《圣经》《公正:该如何做才是好》和BBC纪录片的混合版本!

—— 作家, 周濂

 

04

目录

第一章 初见,1987

赫 伯特·本特威奇离开查令十字路口前往雅法,因为他致力于结束东方犹太人的不幸。他开启这段航程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认识到,仅仅西方犹太人过上安定生活是远远 不够的。因为他享受到了优越的生活,但他已经看到伴随反犹主义而来的挑战,以及大屠杀之后的灾难;他意识到,自己构筑的盎格鲁—犹太人的和谐社群正黯然褪 色。于是,他横渡了地中海。

 

第二章 步入深谷,1921

当 这些被基督教大陆抛弃的子女们逃离代孕母亲的怨恨后,他们发现自己在世上孑然一身,不再有信仰、不再有父母、不再有家园,而他们就将这样继续生存。因为丢 弃了一种文明,他们必须建立一种新文明。因为背离了家乡,他们必须创造一个新家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来到巴勒斯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绝望而坚定地紧紧攫住 这块土地。

 

第三章 柑橘园,1936

入 目所及之处,都是柑橘园。有新生的,有长熟的,有犹太人的,也有阿拉伯人的。它们从地上冒出,就好像得克萨斯州的石油涌出地表一样……雷霍沃特的殖民地就 是一部鲜活的圣约,预示着犹太人将在犹大平原结束他们两千年的流浪历程。他们将来到这里,建立一个家园,种下一棵树,扎下它的根系。他们将白手起家,创造 如绿色海洋般的柑橘园,这里将是充满着和平和富足的家园。

 

第四章 马萨达,1942

古特曼选择了46名青年运动的领导人,在他看来,这些精心挑选的年轻特工即将发生改变,他们将成为马萨达的新传教士,他们将使马萨达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份标识的新中心地……对于犹太人来说,除了巴勒斯坦再没有容身之处,除了马萨达再没有其他道路。

 

第五章 吕大城,1948

他完全知晓自己正面临的悲剧和道德困境。他一直都知道,他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清除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也知道,这个任务会有多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在寻求多种“世故”的方式来清除他们……

 

第六章 供给房,1957

20 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打了兴奋剂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村庄,越来越多的一切。然而,尽管发展如此迅猛,但社会差距却是 很小的。政府致力于全民就业。它真诚地努力着,为每一个人提供住房、工作、教育和医疗保健。这个新生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平等、民主的国家之一。

 

第七章 核工程,1967

1955 年,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做出了决定:我们必须以一把新的保护伞代替西方殖民主义的旧保护伞。不再仰赖于西方对中东的霸权,以色列必须建立自己的霸权主 义。1956年夏,本·古里安花费了大量时间与顾问们讨论,最终提炼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1949年就已经开始酝酿。现在,他明确指出:以色列必须拥有 核选择。

 

第八章 定居点,1975

沃 勒斯坦、伊曾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所创造的现实,将以色列拖入了一个困境,缠绕的死结无法解开。定居点已经在以色列的脖子上套上了绞索。他们创建了一个不堪一 击的人口、政治、道德、司法的现实。而现在,奥弗拉的非法性玷污了以色列本身……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开明犹太人为以色列感到羞愧。

 

第九章 加沙海滩,1991

如 果我们要占领加沙,我们就必须拥有一个加沙海滩监狱。而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这样的监狱,我们就必须背叛自己。我们必须背叛我们曾经的信念,背叛我们对于未 来的期许。所有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以土地换和平”。现在的问题是以土地换取我们的正派。以土地换取我们的人性。以土地换取我们每个人的灵魂。

 

第十章 和平,1993

经 历了1977年的政治动荡、定居点的建立、黎巴嫩战争之后,和平成为我们反对右翼人士和定居者的悲叹。和平从来没有基于一个清醒的历史判断,也没有提出一 个现实的战略预测。和平成了面对持续的、不堪忍受的冲突所表现出的一种情感、道德及理性立场,成了正在改头换面的以色列。

 

第十一章 控诉,1999

“控诉”并不只是一招绝妙的政治策略,而是情感上的真实的抗议呐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期间,阿里耶·德里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和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群体所经历的事情,都有着惊人的相关性。在建国50年后,以色列正面临着一场内部抗争,而这次抗争将改变它的身份。

 

第十二章 性,毒品及以色列的现状,2000

你在耶路撒冷豪曼17号的舞池里看到的,是21世纪的青年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要求、法令、约束的反抗。够了,他们说。让我们生活。让我们及时行乐。

 

第十三章 上加利利,2003

坚持这个犹太国家的犹太人特性,委实是生活在刀刃上。

 

第十四章 现实的冲击,2006

火 箭猛烈袭击我们的城市和村庄的景象,不仅仅是以色列军队无力保护它的国民,也是以色列精英历史性失败导致的严重后果。以色列的精英们背弃了现实,背弃了国 家,不再引领以色列,不再维护以色列的团结一致。以色列精英的每一根纤维都透露着,它想让以色列成为当代的雅典。但在这片土地、这个地区,雅典人没有未 来。只要斯巴达动动小手指,雅典就将不复存在。

 

第十五章 占领罗斯柴尔德,2011

以 色列人异常地行动快速、富于创造力、大胆创新。甚至连他们工作的方式都是迷人的。他们不辞辛劳,孜孜不倦。他们被赋予了一种竞争精神——对第一个冲过终点 线的需求。并且为了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他们从来不说“不行”。他们从不接受失败,也从不承认失败。

 

第十六章 生存挑战,2013

曾经爆发了两次海湾战争、两次黎巴嫩战争、两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但它们不会威胁到以色列的存在。既然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受到威胁,自满的情绪便开始滋生。以色列人再也不去想他们有多么幸运,不去想一旦迪莫纳的核保护伞破裂,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

 

第十七章 在海边

就 其底线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是要复兴犹太人的活力。以色列就是一部排除万难仍然生机勃勃的传奇。所以这样的二元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是你能想象的最平凡 和最棘手的民族。我们不能容忍清教徒般的拘谨或者多愁善感。我们不信任激情的演讲或者高大上的概念。而我们每一天都沉浸在惊人的历史视野中。我们参与的事 件远远比我们自身更重要,我们是一部史诗电影中的一个衣衫褴褛的角色……

05

第一章

初见,1897

 

   1897年4月15日的夜晚,一艘小小的火轮悠悠划过湛蓝的地中海,从埃及的塞得港(Port said)抵达雅法城(Jaffa)。船上共有30名乘客,其中,有一队来自伦敦,途经巴黎、马赛、亚历山大港等地的21名犹太复国主义朝圣者。这群朝圣 者的领头人就是我的曾祖父—可敬的赫伯特·本特威奇(Herbert Bentwich)先生。

 

  本特威奇是一 名 不同寻常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在十九世纪末那个年代,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 都来自东欧,而我的曾祖父却是一位英国公民;大多数复国主义者生活贫苦,而他则是一位家境殷实的绅士;大多数复国主义者投身运动是基于世俗的考量,而他却 怀揣一腔虔诚的信仰。对于那个时期的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复国运动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而我的曾祖父踏上这条道路,却是自觉自愿。早在19世纪90年 代初期,赫伯特·本特威奇就已立志,要让犹太同胞再次安居于祖先的应许之地——犹地亚 (Judea)。

 

  这次 朝 圣之行同样不同寻常。它是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首次踏上以色列土地的开荒之旅。锡安政治运动(Zionism)的发起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非常重视这21名朝圣者。赫茨尔希望他们可以在夏末的巴塞尔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举行之前提交一份关于以色列的综合报告,他对于巴勒斯坦土 地上的定居者以及对其殖民的前景非常感兴趣。但我的曾祖父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这样的勃勃雄心。他心目中的锡安主义 比赫茨尔更为远大,甚至,是罗曼蒂克式的。没错,他痴迷于赫茨尔《犹太国》(der Judenstaat)英文版预言性的美妙描述,亲自邀请赫茨尔光临他名声显赫的伦敦俱乐部,并为赫茨尔富有远见的领袖魅力所折服。就像赫茨尔一样,他坚 信,犹太人应当重返巴勒斯坦。但是,当那艘名为““奥克苏斯””(oxus)的平底小火轮如刀一般割开漆黑的 地中海时,本特威奇仍然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我的曾祖父从来不曾有通过侵略一个国家来建立犹太国的意愿,他的愿望只是去敬拜上帝耶和华。

 

  恕我要在甲板上多停留一会儿。我需要弄明白”奥克苏斯”号为何越洋而来,我的祖辈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来到这里。

 

  在即将跨入20世纪时,全世界大约有1100万犹太人。其中,约有700万在东欧,200万在中欧及西欧诸地,150万定居北美,亚洲、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加起来还不到100万。

 

   只有身居北美和西欧的犹太人才获得了解放,享有自由。在俄国,他们受到迫害,在波兰,他们遭到歧视和排挤,在穆斯林国家,他们作为“被保护者”过着二等 公民的生活。即使是在美国 、法国和英国,所谓的“自由解放”也仅限于法理上的名义,反犹主义正甚嚣尘上。1897年的基督教国家,内部也并不平静,很多国家无法平等、尊重地对待犹 太人,保障他们自由的人权。

 

  而在欧洲东部地区,犹太人的处境已然恶化。一种新的、基于种族歧视的反犹主义正在 取 代古老的、以宗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大屠杀降临了,俄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犹太城镇遭到血腥清洗。大多数生活在“犹太村”里的犹太人 意识到“犹太村”前路断绝。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举家迁往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犹太民族的离散再次演变成洪水般的大规模迁徙。

 

   然而,未来很快就告诉他们,灾难会来得更加惨烈。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死于屠杀,三分之二的东欧犹太人惨遭屠戮。犹太民族史上最惨痛 的浩劫即将来临。因此,当“奥克苏斯”号抵达圣地的港湾,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需求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不在这里泊岸,他们将无路可走。那条逐渐显露 的海岸线,也许是他们唯一的救赎。

 

  当然,还有第二个需求。在1897年之前的千年里,正是得益于伟大的上帝和 伟 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犹太民族才得以绵延生息。与上帝的亲密接触以及与周围非犹太世界的隔绝,维护了犹太人的身份与文化。犹太人 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 族, 代代相传。然而,在1897年之前的100年里,上帝渐行渐远,犹太区的高墙也轰然坍塌。世俗化与解放运动——它们本身的作用倒是有限——日益侵蚀着犹太 人的旧有准则。犹太人的民族特性无法维持。即使没有俄国哥萨克人的屠杀和法国反犹分子的迫害,犹太人也面临着民族同化的危机。他们曾在历史大离散中一直维 系着非正统犹太教文化的能力,此时正面临严峻考验。

 

  第三,还有革命的需求。要想继续生存下去,犹太人必须将大 离 散的民族 迁徙状态转变为主权国家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1897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堪称天才之举。其奠基人赫茨尔博士,的确兼备英雄主义和先见之明。总之,19世纪 是西欧犹太人的黄金时代,而赫茨尔预见到了未来。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下一个世纪会出现像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这样的地方,但是他们在19世纪90 年代,以自己的方式和行动预防着20世纪40年代的悲剧。他们意识到,了一个根本问题,犹太民族正濒临灭绝。他们也意识到解决根本问题仰赖于根本的解决方 式:犹太民族的自我变革。而这种变革只能发生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古老的家乡。

 

  我的曾祖父赫伯特·本特威奇当然 不 会如西奥多·赫茨尔那样,看问题明晰透彻,他根本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会开启犹太民族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历史进程。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 激进的时代。他知晓,在东欧正在上演令人发指的惨剧,也知晓,在西欧酝酿着不可避免的民族同化。他意识到,在东方,犹太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在西方,犹太人 的信仰陷入危机。我的曾祖父认为,犹太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生存之地,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如果种族要得以延续,那么,犹太人需要巴勒斯坦这片 圣地。

 

  1856年,本特威奇出生于伦敦的白教堂区。他的父亲是一个俄罗斯犹太移民,异地游商,以在伯明翰和剑 桥 往来兜售珠宝为生。父亲希望心爱的儿子能有更大的成就,于是将本特威奇送往上等的文法学校。在学校里,本特威奇表现出色,成绩优异。深知肩负父母的所有期 望,这个严于律己的年轻人以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在30岁时,他已经是圣约翰伍德的一名成功律师。

 

  在去巴勒斯坦之前,我的曾祖父是英国犹太社会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专业领域是著作权法;他是著名的马加比餐饮及辩论俱乐部(Maccabean Club)的创始人之一;在生活中,他迎娶了一位美丽典雅的妻子,为他孕育了9个孩子,次年,还会迎来两个新生儿。

 

   作为一个完全靠自己力量成功的男人,赫伯特·本特威奇有些刻板迂腐。他性格傲慢、坚定、自信、独立自主而又特立独行,但是,他也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 人,对神秘主义的热爱是他的软肋。他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当他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大英帝国为犹太移民的后裔敞开了国门,对此,他深怀感激之情。本特威奇两岁 时,英国议会诞生了第一名犹太议员;当他15岁时,剑桥大学录取了第一名犹太学生;29岁时,第一名犹太人进入了上议院。对本特威奇来说,这些里程碑式的 进步堪称奇迹。他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权解放”是迟到的自然权利,而将之视为维多利亚女王统领下的大英帝国的恩惠。

 

   他的外表看起来像威尔士亲王,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精心修剪的络腮胡子,以及挺拔的下颌。他像贵族一样有涵养。尽管出身贫苦,但是,本特威奇完全信奉帝 国程。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他知晓,在东欧正在上演令人发指的惨剧,也知晓,在西欧酝酿着不可避免的民族同化。他意识到,在东方, 犹太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在西方,犹太人的信仰陷入危机。我的曾祖父认为,犹太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生存之地,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如果种族要得 以延续,那么,犹太人需要巴勒斯坦这片圣地。

 

  1856年,本特威奇出生于伦敦的白教堂区。他的父亲是一个俄罗 斯 犹太移民,异地游商,以在伯明翰和剑桥往来兜售珠宝为生。父亲希望心爱的儿子能有更大的成就,于是将本特威奇送往上等的文法学校。在学校里,本特威奇表现 出色,成绩优异。深知肩负父母的所有期望,这个严于律己的年轻人以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在30岁时,他已经是圣约翰伍德的一名成功律师。

 

  在去巴勒斯坦之前,我的曾祖父是英国犹太社会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专业领域是著作权法;他是著名的马加比餐饮及辩论俱乐部(Maccabean Club)的 创始人之一;在生活中,他迎娶了一位美丽典雅的妻子,为他孕育了9个孩子,次年,还会迎来两个新生儿。

 

   作为一个完全靠自己力量成功的男人,赫伯特·本特威奇有些刻板迂腐。他性格傲慢、坚定、自信、独立自主而又特立独行,但是,他也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 人,对神秘主义的热爱是他的软肋。他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当他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大英帝国为犹太移民的后裔敞开了国门,对此,他深怀感激之情。本特威奇两岁 时,英国议会诞生了第一名犹太议员;当他15岁时,剑桥大学录取了第一名犹太学生;29岁时,第一名犹太人进入了上议院。对本特威奇来说,这些里程碑式的 进步堪称奇迹。他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权解放”是迟到的自然权利,而将之视为维多利亚女王统领下的大英帝国的恩惠。

 

   他的外表看起来像威尔士亲王,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精心修剪的络腮胡子,以及挺拔的下颌。他像贵族一样有涵养。尽管出身贫苦,但是,本特威奇完全信奉帝 国程。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他知晓,在东欧正在上演令人发指的惨剧,也知晓,在西欧酝酿着不可避免的民族同化。他意识到,在东方, 犹太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在西方,犹太人的信仰陷入危机。我的曾祖父认为,犹太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生存之地,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如果种族要得 以延续,那么,犹太人需要巴勒斯坦这片圣地。

 

  1856年,本特威奇出生于伦敦的白教堂区。他的父亲是一个俄罗 斯 犹太移民,异地游商,以在伯明翰和剑桥往来兜售珠宝为生。父亲希望心爱的儿子能有更大的成就,于是将本特威奇送往上等的文法学校。在学校里,本特威奇表现 出色,成绩优异。深知肩负父母的所有期望,这个严于律己的年轻人以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在30岁时,他已经是圣约翰伍德的一名成功律师。

 

  在去巴勒斯坦之前,我的曾祖父是英国犹太社会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专业领域是著作权法;他是著名的马加比餐饮及辩论俱乐部(Maccabean Club)的 创始人之一;在生活中,他迎娶了一位美丽典雅的妻子 ,为他孕育了9个孩子,次年,还会迎来两个新生儿。

 

   作为一个完全靠自己力量成功的男人,赫伯特·本特威奇有些刻板迂腐。他性格傲慢、坚定、自信、独立自主而又特立独行,但是,他也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 人,对神秘主义的热爱是他的软肋。他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当他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大英帝国为犹太移民的后裔敞开了国门,对此,他深怀感激之情。本特威奇两岁 时,英国议会诞生了第一名犹太议员;当他15岁时,剑桥大学录取了第一名犹太学生;29岁时,第一名犹太人进入了上议院。对本特威奇来说,这些里程碑式的 进步堪称奇迹。他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权解放”是迟到的自然权利 ,而将之视为维多利亚女王统领下的大英帝国的恩惠。

 

   他的外表看起来像威尔士亲王,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精心修剪的络腮胡子,以及挺拔的下颌。他像贵族一样有涵养。尽管出身贫苦,但是,本特威奇完全信奉帝 国推行的那套价值观和社会准则体系。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那样,本特威奇热爱旅行、诗歌和戏剧,他喜欢莎士比亚,甚至知道莎翁在湖区的故居。当然,他并没有 违背犹太教信仰。他同妻子苏珊共同建立了一个家庭教会,教会中盎格鲁人和犹太人和谐相处,一同晨祷、唱赞美诗,研读坦尼森 和迈蒙尼德 ,举行安息日仪式,接受牛津剑桥的教育 。本特威奇相信,就像大英帝国在这世上肩负着使命一样,犹太人也有自己的使命,而看顾在东方遭迫害的犹太同胞,就是身处西方犹太人的使命。我的曾祖父无比 坚信,如同大英帝国拯救了他,他也将拯救自己的同胞。对帝国的忠诚和对犹太人使命的忠诚在他心中交织在一起,最终,将他推向巴勒斯坦,指引他带领着这支独 特的盎格鲁—犹太人朝圣团,驶向圣地的海岸。

 

  如果我见到赫伯特·本特威奇,我可能 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他的儿子,我确信我会跟他对着干。他的世界,尽是保皇党、宗教主义、宗族主义,还有帝国,距离我的世界就像有几个世纪那么遥远。但 是,当我从遥远的彼端(100多年的距离)观察他时,我发现,我无法否认我们之间的共通之处。我惊讶的是,我同那古怪的曾祖父之间,竟有着如此多的共同 点。

 

  所以我再次自问:为什么他在那儿?为什么他要踏上那艘火轮?就他个人而言,他并没有身临险境,他在伦敦的生活富足而充实,为什么他就这样驶向雅法? 

 

   其中一个解释就是浪漫主义。1897年,巴勒斯坦尚未落入日不落帝国的王权之下,但英国已经心怀觊觎 。整个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对锡安的向往不亚于犹太人。乔治·艾略特的《丹尼尔·德龙达》 铺就了道路,劳伦斯·奥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又使之更进一步。在那个殖民时代,锡安的魅力撩拨着英国浪漫主义人士的心弦。对于我的曾祖父这样一个浪漫的男人、一名犹太人、一位维多 利亚时代的绅士来说,这个诱惑简直无法抵挡。对锡安的渴慕已然成为点燃他整个生命的激情,这决定了他的身份。

 

   另 一个解释更为重要,也更为中肯,即赫伯特·本特威奇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男人。他在19世纪末从白教堂区奋斗到圣约翰伍德区的经历,相当于20世纪犹太人 从下东区进入上西区。1900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的曾祖父面临着与21世纪美国犹太人所面临的相同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保持犹太人的民族性,如 何防止犹太教信仰被犹太区的高墙所隔绝,如何引领大离散中的犹太民族走向现代西方化的自由与繁荣。

 

  没错,赫伯 特·本特威奇离开查令十字路口前往雅法,因为他致力于结束东方犹太人的不幸。他开启这段航程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认识到,仅有西方犹太人过上安定生活是远远不 够的。因为他享受到了优越的生活,但他已经看到伴随反犹主义而来的挑战,以及大屠杀之后的灾难;他意识到,自己构筑的盎格鲁—犹太人的和谐社群正黯然褪 色。于是,他横渡了地中海。

 

  4月16日,他抵达了古老的雅法港口。我看着他在清晨5点起床,走出他的头等舱; 我 看着他穿着浅色的夏装、戴着软木帽,走上舷梯,登上“奥克苏斯”号的木甲板;我看着他站在甲板远眺,太阳缓缓从雅法的拱门和炮塔上方升起。我曾祖父看到的 土地就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在温柔的晨光下闪闪发光,沉浸在微弱的希望 之光中。

 

  我希望他登岸吗,我不知道。

 

   我痴迷所有打上英国标签的东西。就像本特威奇一样,我深爱这片土地,从兰兹角到斯诺登尼亚山峰,到大湖区 ;我深爱着英式风情的别墅、酒馆以及乡村;我深爱着早茶、下午茶文化以及德文郡的凝脂奶油;我深深痴迷于赫布里底群岛和苏格兰高地,以及铺满柔软绿茵的多 塞特山丘。英国人对自己民族深深的认同感让我感到由衷敬佩;同样,让我深为迷恋的,还有这座800年间不曾被征服的伟大岛屿的宁静祥和、绵延不断的香火传 承,以及举手投足间的优雅风范。

 

  如果赫伯特·本特威奇下船登岸,他将告别这一切。他将把自己、他的孩子、孙子以及曾孙永远带离英格兰苍翠的土地,而让我们在这里—荒凉的中东,世代安居。这样做太愚蠢了吧,这不是太疯狂了吗?

 

   但事实并非这样简单。不列颠群岛并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暂居的过客,因为我们的旅途是那样漫长又充满艰辛。绿色的英格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美的临时 避难所,一块旅途中的暂栖地。当时的人口统计数据清楚揭示:在赫伯特·本特威奇无法看到的20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犹太社群将减少三分之一。从1950年到 2000年,不列颠群岛的犹太人数量将从40多万减少到大约30万。犹太学校和教堂将会关闭,城镇—比如布赖顿和伯恩茅斯—中的犹太社区将会大为缩减。异 族通婚的比例增加超过50%。年轻的非正统犹太人会疑惑,为什么他们应该是犹太人,意义何在。

 

  类似的进程也会 发 生在西欧其他国家。在丹麦、荷兰、比利时,非正统犹太人的社区将逐渐消失。门德尔松、马克思、弗洛伊德 、马勒、卡夫卡以及爱因斯坦,这些犹太人的思想,200多年来,对现代欧洲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犹太人将逐渐离开欧洲舞台的中心。欧洲犹太人的黄金 时代即将终结。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富于创造的欧洲犹太人,他们的存在将遭到质疑。曾经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50年之后,同样的情况甚至会冲击强大、富有的美国犹太人社区。美国社会中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比率将大幅降低。异族通婚将比比皆是。古老的犹太社群组织将 失去活力,几乎不会有非正统犹太人愿意遵循或者参与犹太教信仰生活。比起欧洲的犹太人,美国犹太人虽仍然充满活力,犹太人能够看到21世纪意味着什么,但 那幅图景并不乐观。

 

  那么,我的曾祖父应该下船吗?如果他不登岸,我也许将在英国过着富裕而充实的生活。我不用服兵役,不用面临随时都会发生的危险,不用忍受道义两难的啃噬。我和家人将在多塞特郡有茅草屋顶的乡村小屋里度过愉快的周末,夏季,我们会去苏格兰高地。

 

  如果我的曾祖不登岸,我的孩子也许会只拥有一半的犹太血统。甚至,他们根本不会成为犹太人。不列颠将会抹去我们的犹太身份。在古英格兰的草甸和新英格兰的密林,世俗的犹太文化也许将化为云烟。在大西洋的两岸,非正统犹太人将逐渐消失。

 

   当本特威奇和他的团员下船时,地中海是如此安详,就像一汪湖水。阿拉伯码头工人将”奥克苏斯”号的乘客接上粗糙的木船。雅法的港口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 捱,进城时,这些欧洲的旅行者们发现,今天恰好是雅法城的集市日。对于集市上悬挂的动物尸体、腥臭的鱼和腐烂的蔬菜,有的人感到震惊。他们注意到那些乡村 女子,以及瘦骨嶙峋的孩子们浑浊的眼神。这里的环境拥挤、嘈杂且肮脏不堪。16位男士、4位女士及1名女仆,打算前往市区的旅舍,托马斯·库克旅游公司派 遣的精致马车很快抵达。刚一驶离混乱的阿拉伯雅法港,这些欧洲人又重新兴致盎然。4月的柑橘林散发出来的甜美气味,窗外怒放的红色花朵,以及羞涩的紫色野 花,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精神。

 

  这21名旅客受到我的另一位曾祖父—希勒尔·约夫医生(dr. Hillel yoffe)的热烈欢迎。他给这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希勒尔·约夫是6年前来到雅法港,被同一批阿拉伯码头工人带上岸的。在这里,他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 就。他的医疗工作—对根除疟疾的研究—已声名远扬,他的社会工作—作为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主席—更是杰出非凡。像这些英国朝圣者一样,约夫赞成享 有优越生活的西方犹太人必须扶持穷困的东方犹太人的理念,并以此为己任。这并不只是为了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愚昧哥萨克人的魔掌,还有基于向他们传播科学 及教化的道义责任。在这个偏远的奥斯曼 省的艰苦环境中,约夫医生堪称推动这一进程的第一人。他的使命,不仅在于医治他的病人,也在于救助他的同胞。

  ……

 

06

精彩书评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作者:刘苏里


看别人,无论长处短处,是为了对照自己,鼓舞自己,正视自己。如果一个巨大人群丧失这个能力,则危机临近,离毁灭不远。


所有肩负世界历史使命的人群,大约只有以色列和美国这两个年轻国家的建国轨迹,犹如白纸上的笔迹,清晰无比。现代以色列扎扎实实建基于以土地为本的基布兹(集体农庄),沿此逐步形成现代农业、服务业、制造业、高科技产业……以及以本·古里安为代表的精英集团搭建的政治、教育、军事等框架。其战争与和平,成就与衰败,生存与危机,荣耀与失落,希冀与绝望,信仰与世俗,再生与毁灭……皆有迹可循,历历在目,惊心动魄。读者从它种下“复国”种子以来近120年历史,及现代立国近70年历史中,或许能找到理解自己的钥匙。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正是因为它的每一页史实,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但事实本身无可争议,剔透如水,因而它的教科书意义,怎么比喻都不为过。沙维特的这本大书,正是对这洼水池淋漓尽致、震撼人心的素描。作者笔尖上跃动的激情和理智,近乎残酷的平衡感,以及超乎寻常的洞穿力,带给读者的远不止阅读的享受——它就是一部难再的现代启示录,对以色列如此,对人类亦如此。

 

沙维特讲述的故事,是以人为核心的。它不为消沉而写,但足够警醒以色列人,从而警醒世人;它不惟批评,更多检省;它站在和平主义立场,但绝不以和平马首是瞻,而是深刻指出以色列生存困境下理应采取的策略;它揭露以色列拓殖、“占领”中的黑暗面,但也对其中深含的逻辑和悖论报以谨慎的理解和同情;它对来自以色列内部不同层面的抗议,以及精英集团重新规划国家未来的无能造成的撕裂,有着惊人的洞察和刻画……作者身在左翼阵营,但毫无左翼的幼稚甚或反动,痛斥政治正确可能给以色列带来的毁灭性危害。这一姿态具有的意义,远远超过本书议题,垂范世界左翼阵营。

 

这是堪与赫拉利《人类简史》媲美的、以色列人贡献给人类的又一部旷世巨作。它是以色列人文明创造、反省能力的又一例证。它的诞生再次证明,以色列人有能力正视自己的过去,不畏惧今天的困境,并勇于面对未来挑战。它证明了以色列的希望,或许包括人类的希望。

 

以色列,万山奔出一溪来

 

作者:云也退    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


艾因哈罗德,按照和合本圣经的译法应该叫“隐哈律”,数年前我在那里偶遇了一对老夫妇,回来写了篇文章。艾因哈罗德在以色列中北部,与基利波山隔一条公路,是一个基布兹——Kibbutz,也就是实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农庄。


20世纪,人类共同居住的实验主要有三:一是美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发起的“田园城市”计划;二是苏联主导的新生活运动,两者搞着搞着,都搞不下去了;第三个就是基布兹运动,它的生命力最长,到现在,以色列仍有一小部分基布兹,在执行男女老少同劳动、不拿工钱、只求在一起生活的集体主义原则。不过,艾因哈罗德早已私有化了,村里绿草茵茵,黄发垂髫怡然,很安静。

 

近来在以色列的新闻人、专栏作家阿里·沙维特的《我的应许之地》里,又见到了艾因哈罗德的名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曾经的驻中东名记托马斯·弗里德曼专文推荐奥巴马读一读此书,说美国人该好好了解下以色列。沙维特写,1920年代初建成的艾因哈罗德,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个巨大成就:本来远道来此耕作的,都是一群再也回不去的犹太移民,形如孤儿一般,但艾因哈罗德“将这群人的孤独和绝望转变成一部独特的、输送能量惊人的发电机”。人们极度团结,玩命地劳动,因为摆在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生,要么死。


像艾因哈罗德这样的基布兹,后来又纷纷建起了一百多个,它们吸收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送来的移民,这些人都很年轻,精力充沛,三十多岁以上的就算前辈了。他们接受的信念,是犹太人必须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必须在巴勒斯坦,那是他们的圣经里明文载记的故土,“根”之所在。但问题就是,在1920年代,这块土地虽然无主(一战之后国联委之于英帝国托管),却并非无人居住。贫苦的阿拉伯农奴世代在此。犹太人要在这里生息下来,乃至建国,阿拉伯人怎么办?

 

子曰“必以正名也”。这本书一上来就在考辨,犹太人当初的“定居”行为,是不是殖民?有这个嫌疑,因为具体推进这一运动的人,即那些身居大英的犹太显贵,目的就是把巴勒斯坦开拓成殖民地。然而他们又有合法的考虑:如果犹太民族没有自己的国家,早晚要消亡在与其他民族的同化,以及各种各样的驱逐和迫害之中。难道说,犹太民族就无权延续自己独特的文化(且不说种族血统,那个一直有争议)?

 

这就是两难。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导下的以色列建国历程,是一段特别复杂的过程。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也是不断改变的:他们起初是抱有睦邻共存之心的,况且“殖民者”自己也都是坚定友善的青年;然而,不管是谁开的第一枪,事实就是两个族群的关系一点点恶化,鹰派的声音,要求不惜任何代价,用血、火与铁把巴勒斯坦变成犹太国的声音,压过了犹豫不决的、幻想两族和平的声音。用沙维特的话说,青年们的心,随着时间推移一点点硬了起来。


艾因哈罗德的成就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物质上活下来,还能给复国大计输血——衣食物资和一群热血青年;而且,任何一个人来到艾因哈罗德,看到犹太人清除沼泽,翻耕土壤,种桉树,种柑橘,又盖房又修路,都很难不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比阿拉伯农奴更有资格住在这里。我眼里的基利波山满坡苍翠,但这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的事,之前,一代代靠天吃饭的阿拉伯农奴守着一座秃山,从来没有做过什么。

 

阿拉伯国家这么多,凭什么不准许我们占一块地建国?何况我们还把不毛之地变成了万亩良田。每每谈到土地争端,以色列的犹太人就会这么讲。理直气也壮。万山不许一溪奔,当然没道理。但是沙维特说,我们既已成为以色列的一员,就要“面临随时都会发生的危险,忍受道义两难的啃啮”。为了生存,以色列不仅鼓励多生,而且人们到老之后也爱写回忆录、口述史,用这种“人海战术”在历史记录的竞争中也占据主动。

 

犹太人之悲情与荣耀

 

作者:胡艳丽    发表在香港《大公报》


用「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來比喻近百年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以及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糾纏不清的歷史,再恰當不過。放眼猶太民族近百年充滿着悲情與榮耀的歷史,我們置身其外,無法單獨從道德的角度去審視一個民族的作為,他們今天的每一個決定,採取的一切行動,其根系都深藏在歷史的血泊中,並且遙遙指向未來。


在《我的應許之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情》中,以色列作家、《國土報》首席記者阿里.沙維特用記者冷峻客觀的眼睛,以自己家族的故事為基礎,通過深度訪談,查閱歷史文獻、私人日誌、信件等方式,審視猶太人的建國和復興史,其中的悲憫、憂慮,對民族歷史的深刻反思和洞見,遠遠超越了他的民族性和宗教意識。該書中悲哀的成分大於榮耀,作者在以色列發展的榮光之下看到了數不盡的危機。


猶太人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從西元一世紀被羅馬統治者驅趕出巴勒斯坦,他們就一直在各地飄泊流浪,血與淚的歷史鑄就了這個充滿悲劇性民族的堅韌與智慧。他們有着頑強的生存能力,不論走到哪裏都可以創造財富。近百年來,在動盪中,世界飛速發展,然而猶太人並沒有分享到世界經濟技術進步的紅利,他們依然在基什尼奧夫大屠殺、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民族解放運動,以及數不清的與其他民族的矛盾衝突中,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十九世紀末期,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帶領下,一批猶太人在和平復興夢想的驅使下,奔向祖先的應許之地,他們要結束飄泊流浪、被驅趕、被奴役,甚至是被屠殺的命運。在猶太復國主義的第一個世紀裏,猶太人展現出了強大的復興能力,戰勝了一個又一個挑戰,並不斷接納了越來越多投奔者。然而,這種復興並不像當初復國主義者想像的那麼美好,其中的苦難與波折,曾險些令這個懸崖邊的民族從高空墜落。


書中的很多片段令人記憶猶新,九歲的沙維特跑到父親跟前,詢問阿拉伯人會不會佔領以色列,把他們一個個扔進海裏?一九七三年的天空,F-4戰鬥機轟鳴着,撕裂天空,一九九一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隨身攜帶着防毒面具包,二○○二年,恐怖襲擊震撼着以色列……這些片段比那些世人皆知的戰爭更令人記憶猶新。


苦難構成了猶太人的記憶底色,但與此同時在民族復興、國家復興的過程中,猶太人選擇性忽視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那便是他們的應許之地,在千年的演變過程中,早已成了另一個民族的家園。他們的遷入、移民、佔領,逐漸侵吞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並且危及鄰邦。猶太人和周邊國家的衝突、戰爭不斷。曾經的受害者表現出了鐵血無情的一面,他們將別人加諸在自己身上的命運,轉身送給了另外的民族。


一九九一年,時光早已邁進文明時代,人們都希望自己像紳士一樣地生活。然而在加沙的海灘,這裏卻有着巨大的人間煉獄。這次的施害者,正是猶太人。此時,作者也被派遣至加沙海灘拘留營,參與巡守工作。他親耳聽到那些被俘的巴勒斯坦的年輕男孩在夜半被毒打尖叫,只要他在營地,隨處都可聽到那些此起彼伏的尖叫聲,本該治病救人的以色列大夫對着這些可憐的男孩大喊:「我真希望你們馬上死去。」這些無辜的巴勒斯坦男孩被冠以各種罪名,失去了人的尊嚴,士兵們只是將之當成完成任務的工具,而不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這些被捕的、以及那些被驅逐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他們的遭遇,正如同猶太人在其他國度被驅逐、抓捕時一般。


在經濟上、科技上、軍事上迅速崛起的以色列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這樣的富裕和強盛是以色列人民想要的嗎?它能維持以色列的長治久安嗎?歷史證明,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永久贏得軍事和霸權上的勝利。在無止境的矛盾與衝突中,只會帶來對立雙方軍事能力的同步增長。軍備競賽帶給這個世界的就是我們將自己暴露在越來越恐怖的軍事能力之下,人類正在創造性地將自己置身於重重危機之下。


在周邊國家敵視的目光中,在阿拉伯人的苦難中,作者如芒在背,不知以色列的國民是否有同樣的感覺?在外部問題不斷的同時,以色列的內部逐步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發展病、政治病,在第二次黎巴嫩戰爭之前的二十年時間裏,以色列已然迷失了自己的發展方向。作者在書中指出「二○○六年的創傷為以色列提供了一幅其政治實體總體狀況的精確圖景:一個虛弱無力的國家領導集團,一個幾乎不起作用的政府,一個腐敗的公共部門,一支腐化的軍隊,以及大都市與周邊的驚人脫節」。在內憂外患中,以色列如何在發展、復興的迷途中為自己找回方向?他們如何與自己、與世界達成和解?


猶太人的復國運動,從不同角度去看,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貌,一方面這是英雄的壯舉可歌可泣,復國運動的領袖就如同猶太民族的神祇,他們渴望在反覆被屠殺的民族命運面前突圍,建立屬於自己的榮耀與尊嚴之地;一方面卻又是鐵血野蠻的征服,他們無視那片祖先生活過的神聖土地上,已經有了新的主人,他們的擴張、佔領、驅逐,讓另一個民族的命運也同他們一樣染上了血色。如果從創新發展或者政治、宗教的棱鏡上去透視以色列,它又會散發出不同的色彩。以色列是複雜的,我們難以對其下定語,但可以斷定的是,以色列若處理不好內部政治、外部紛爭的關係,此時的榮耀,就如同流沙之上的海市蜃樓。


圍繞中東的戰爭,其中的過程太過複雜,孰是孰非不能一概而論,站在道德的高點,指摘一個站在懸崖邊民族的選擇,本身也是冷血的。但對以色列未來的思考,卻不僅僅事關一個民族、一個地區,這也是全世界的共性問題,當今世界的和平與文明,仍存有諸多灰暗地帶,我們的和平與富裕也仍然是不穩固的。現代文明社會,若不能告別以武力征服,以炮彈定邊界,以核能力定話語權的野蠻慣性,科技發展、經濟進步的意義何在?

 

我们应该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

 

作者:解玺璋


这是一部全面而有力地描述犹太国家和巴以冲突的作品,也是一部触及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灵魂的作品。


最近读了以色列著名专栏作家、电视时事评论员阿里·沙维特的新著《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作者的另一个身份是19世纪末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赫伯特·本特威奇的曾孙。在这本书中,沙维特从他的曾祖父写起,这位英国绅士,早在19世纪90年代之初,就立志要让犹太同胞再次安居于祖先的应许之地——犹地亚(Judea)。那是1897年4月15日的夜晚,21位犹太复国主义朝圣者,在本特威奇的带领下,途径巴黎、马赛、亚历山大港,抵达历史悠久的雅法港。在作者的叙事中,这是现代以色列的一个起点。这些人果断地横渡地中海,走向圣地,目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条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未来之路。其中固然有罗曼蒂克式的美好愿望,但更多的还是来自现实的诉求。


在即将跨入20世纪的时候,全世界约有1100万犹太人。其中,约有700万在东欧,200万在中欧及西欧诸地,150万定居北美,亚洲、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加起来还不到100万。他们中处境最糟糕的是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一种新的、基于种族歧视的反犹主义正在取代古老的、以宗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俄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犹太城镇遭到血腥清洗。在伊斯兰国家,他们作为“被保护者”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即使在美、英、法等国,犹太人获得的所谓解放,也只是法理名义上的。1897年的基督教国家,并不能平等地对待犹太人,尊重他们,保障他们自由的人权。犹太人中的先知先觉者已经预见到,犹太民族史上最惨痛的浩劫即将到来。在这种严峻的时刻,巴勒斯坦也许是他们唯一的救赎。


生存是第一位的,此外,还有两个对犹太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文化,一个是国家。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千余年来,能够绵延生息,靠什么?靠的就是对犹太人身份与文化的认同,而恰恰是“与上帝的亲密接触以及与周围非犹太世界的隔绝,维护了犹太人的身份与文化”。后者大约是由双方造成的,既有犹太人的自我封闭,也有非犹太世界对犹太人的拒绝。而十八、十九世纪以来的“世俗化与解放运动”,正“日益侵蚀着犹太人的旧有准则。犹太人的民族特性无法维持。即使没有俄国哥萨克人的屠杀和法国反犹分子的迫害,犹太人也面临着民族同化的危机”。因此,犹太民族如果不想使自己灭绝,就“必须将大离散的民族迁徙状态转变为主权国家状态”,而这种转变只能发生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古老的家乡。


这是理解20世纪以来百余年犹太-以色列问题的钥匙。犹太复国运动的必然性、必要性、合法性,乃至某种正当性,或许就深藏于此。作者以其家族历史和自身经历为出发点,追踪那些在犹太民族复兴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人物,通过深度访谈、历史文献、私人日志、信件,捕捉这些人物在历史关节点上发生的动人心弦的故事,其中包括20世纪20年代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青年先锋队员;30年代相信通过和平方式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完成民族融合的柑橘园垦殖者;40年代青年运动的领导人和精神领袖;“二战”结束之后,在巴勒斯坦落脚的大屠杀幸存者,以及以色列建国后大规模移民潮重的代表人物;60年代推动以色列核计划得以实现的精明的政治家和执着的科学家;70年代希望以新的殖民方式重新拯救以色列的极端宗教领袖;还有70年代后出现的和平运动领导者。作者在将这些传奇人物的经历一一呈现出来的同时,他也触摸到了这些人的心魂,并由此引向对百余年来犹太民族历史命运的思考。尽管历史学家也许不认为这是一部符合学术规范的以色列建国史,但它当之无愧是一部以色列英雄史诗,记述了这个国家一个世纪的荣耀与悲情。


诚然,这部作品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作者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能在娓娓道来中将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而且,善于在叙事之中融入自己的思考、反省、质疑和批判,并把读者带入这个过程。特别想说的是,尽管他本人是个西方意义上的左翼知识分子,但是,他的思考、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不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或道德的立场,而是尽可能地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历史地看待每一种人和每一种诉求。1980年,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已经是个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曾写文章斥责定居点为愚蠢的工程。30年后,他开车前往奥弗拉,采访定居点运动的发起者,也是被称作定居点母亲的奥弗拉的创建者约尔·宾·努恩,在这里,他写道:“我现在去那里,并非是为了对抗她(指奥弗拉),而是为了理解她。理解定居点如何从右翼势力的幻想变成了历史的事实。理解是什么力量驱使20世纪末的以色列推行了这个徒劳的、与时代脱节的殖民工程。理解奥弗拉将走向何方。”我们在他与以色列核工程首席科学家的对话中,也能感受到这种理性的精神。《纽约时报书评》称赞这本书“最不偏颇”,作者关注以色列经验的整体,关注祖国的全部历史。他的感情是复杂的,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但他敢于直面这些矛盾和冲突,把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事实上,这是一部全面而有力地描述犹太国家和巴以冲突的作品,也是一部触及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灵魂的作品。作者不仅饱含深情地描述了巴勒斯坦的悲剧,以及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对圣地长达一个世纪的争夺,而且捕捉到这个犹太国家历史进程中荣耀的一面和痛苦的一面。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以赞许的口吻说:“它深化了当代的政治理解,但不是一场片面的政治论争。它带来痛苦和争议,但又多彩、深情、热爱生命、鼓舞人心。《我的应许之地》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对苦难的祖国令人惊心的经历所进行的一次探索,是一场终极的个人奥德赛,正居于全球关注的中心。”


我读此书,固然收获了许多以往所不了解的关于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知识,而尤为使我看重的,还是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客观、公正、理性、诚恳,这些都是研究历史所必须的,却也是我们的历史研究所缺少的。以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为标准修改历史、歪曲历史、伪造历史且不论,即便是当下流行的翻案史学,所谓恢复历史真相,往往也是意气用事者多,实事求是者少,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与前者没什么区别,可谓百转千回,殊途同归,缺少对历史的最基本的尊重。历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都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如果屈从于后来者的道德、情感,乃至现实政治需要,历史就成了任人解说的东西,除了服务于当下某个群体的自身利益,没有任何价值。我们至今没有一部客观、公正、理性、诚恳的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以个体故事构建以色列全景历史

 

作者:雷颐    发表在《解放日报》


20世纪初,清末重臣张之洞力办新学,所编《学堂歌》中有句云:“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新学士子传唱一时。


这“犹太遗民散四方”,好不沉重!类似的沉重,也曾压在面临“豆剖瓜分”、“亡国灭种”危机的近代中国的灵魂深处。这种相似性,使犹太民族、以色列国的历史,与中国历史开始发生某种关联。


当然,犹太、以色列国在中国的形象建构远非与单一的亡国、救亡相关联,而是复杂得多。虽然“犹太遗民散四方”,但马克思、爱因斯坦等各领域的杰出犹太人层出不穷,真可谓“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不能不赞佩这个民族的伟大。但当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正式建国时,世界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刚刚建国的以色列与一年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不同的阵营。因此,直到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两国才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两国建交后,摒弃冷战思维,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迅速增加,尽管如此,我们对以色列的了解、认知仍然很不够。近年来,出版了一些有关以色列和犹太民族的图书,对加深中国国民对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的了解、认知大有裨益。《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本。


作者是以色列知名专栏作家、中东问题专家。他以自己的家族故事为引子,通过亲身经历、深度访谈,及历史文献、私人日志、信件等,讲述一个个扣人心弦的个体故事,拼接出以色列的建国史,同时也是百年来犹太民族发奋复兴的历史。

书中虽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但与当代资料、口述史融为一体,不仅不显沉闷,反而生动、鲜活、可信。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组成的个人史,没有流于琐碎,反而构成了“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两相结合的全景式历史场景,更具现场感。


作者从1897年春天,自己的曾祖父与其他20名犹太复国主义者背井离乡,来到巴勒斯坦开始这段历史与现实之旅讲起。他的曾祖父属于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位英国绅士,在英国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却因为意识到“复国”将是本民族的未来之路而成为这小小一群人的领头人。彼时,能够意识到复国的意义、真正愿意来到这片土地生活的犹太人并不多。直到发生了“大屠杀”惨剧后,大量的犹太人才来到这里,决心建起自己的国家。惨痛的经历,使走到一起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但是,他们并不盲目排外,也不拒斥先进的、新生的异质文明。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却不排外,殊为不易。


书中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全球化时代,如何融入世界文明而又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即主体性。作者写道:“在1897年之前的千年里,正是得益于伟大的上帝和伟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犹太民族才得以绵延生息。与上帝的亲密接触以及与周围非犹太世界的隔绝,维护了犹太人的身份与文化。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在“世俗”的经济、政治、文化架构和制度方面,以色列充分地世界化,而在灵魂最深处,又保持了千百年的精神传统。有虔诚的信仰,但在科学、文化生活中又不为所缚,时时创新。传统与现代,自身文化主体性与充分世界化,信仰与俗世,这些矛盾如何“平衡”,如何妥善处理彼此关系,实现互不干涉甚至良性互动……这也是本书带给人的启示。


但是,毕竟,犹太人离开这片土地已经2000年了,2000年来,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其他人。这里既是犹太人祖先的生活之地,也是其他人世世代代的生活之地。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建国,必然与其他人刀戈相向,征战不断。作者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坚决支持“复国”,但是,对本国的错误、甚至罪行,他毫不回避,而是作了深刻的反思、反省与批判。他批判引起激烈冲突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定居点”政策,认为这一政策“将以色列拖入了一个困境,缠绕的死结无法解开。定居点已经在以色列的脖子上套上了绞索。他们创建了一个不堪一击的人口、政治、道德、司法的现实”。这种“非法性玷污了以色列本身……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开明犹太人为以色列感到羞愧”。对占领加沙,他也大表异议:“如果我们要占领加沙,我们就必须拥有一个加沙海滩监狱。而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这样的监狱,我们就必须背叛自己。我们必须背叛我们曾经的信念,背叛我们对于未来的期许。所有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以土地换和平’。现在的问题是以土地换取我们的正派。以土地换取我们的人性。以土地换取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作者的爱国主义,是以人道主义为原则的。


总之,这是一部关于犹太民族、以色列国的严肃之作,值得我们细读。


“以色列陷阱”:和平是仅次于战争的威胁

 

作者:维舟  发表在《经济观察报》


世上有两类国家:以色列,以及其它所有国家。从很多方面来说,以色列原本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国家,但它竟然生存下来了,也因此而具备了其它国家所没有的问题。它不是第一个在诞生之际就已有理念描绘出来的国家,也不是第一个由移民或流亡者建立的国家,但只有它既如此之新、又如此古老;它的主体民族犹太人常给人一种同质化的印象,但“犹太人身份”的来源其实极其复杂多元,被承认为“犹太人”的,仅在体质上就有白人、黑人和黄种人的差别,苏联时期曾嘲笑犹太人这个概念,“如同说凡有红头发或某种鼻型的人都属于一个民族一样可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倒也没说错;最头痛的一个问题是:以色列至今仍是一个处于不断“形成中”(becoming)的国家,它不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肯明确其国境线的国家,而且关于以色列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其内部一直争论不休。

 

这些问题的根源,说到底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以色列自诞生起,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后来又迫于内外部的压力而始终无法正常化,而何时能正常,看起来也遥遥无期。这使得它的存在始终面临着某种不确定性,仿佛一个住在地震断裂带上的人,就算是在自己家里也无法安睡,时不时就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来一场地震,把自己所熟知的家园夷为平地。

 

以色列作家阿里·沙维特,在本书一开头就已深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恐惧,那种真切的恐惧”。虽然他小时候的以色列是一块富有活力的希望之地,“然而,我总觉得,在那时的家乡,在富人们豪华的宅邸和漂亮的草坪之上,似有暗波汹涌。我恐惧着,总有一天,这汹涌的暗涛会吞噬掉我们所有人,就像神话中的大海啸―样,摧毁海岸,将以色列一扫而空。也许,以色列会成为另一个亚特兰蒂斯,迷失在海洋的最深处。”

 

在这里,希望有多大,恐惧与脆弱就有多大,两者之间似乎维持着某种恐怖均衡。危机感,是这个没什么矿藏的国家里从不匮乏的东西,有时或许是它最大的财富,另一些时候则是最挥之不去的折磨。

 

老实说,正常人都不会想要去这样一个地方建立家园——如果他们当初能预料到以色列的未来的话。这也的确源于犹太民族特殊的境遇。在大流散之后,如果犹太人在欧洲能不被歧视地好好生活,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也许永远只会停留在纸面上的设想。

 

众所周知,写出《犹太国》的西奥多·赫茨尔,是受1894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的刺激才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的。而以色列这个国家最终在1948年得以成立,又主要是由于纳粹德国在1933年-1945年间大肆迫害犹太人。曾任以色列外交部长和总理的梅厄夫人,在其自传中说得明白:“所谓犹太人问题(当然它实际上是基督教问题)基本上是犹太人失去家园的结果。”欧洲是以色列“代孕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犹太人是欧洲社会无法或不愿消化之后而被吐了出来,被迫重返据说是他们祖先所出发的土地。纳粹大屠杀使他们清醒地看到:如果犹太民族不想被灭绝,重建家园以自我变革,乃是唯一出路。

 

相关的故事已被人讲了太多遍,每个但凡对历史有点兴趣的中国人大概也多多少少听说过一些。阿里”沙维特的讲法略有不同:他从过往的120年间,选取了一些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和事件,来讨论这一历程。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是怎样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设想,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英勇的斗争而逐渐变成现实的。但正如有句话说的,“当你抱有理想时,小心它实现的时候”,因为它会带来完全不可预知的结果。

 

胜利不曾带来的安全

 

故事的起点选在1897年,那一年,阿里·沙维特的英国籍祖先第一次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而这也是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的年份。在会后,西奥多·赫茨尔在日记里写:“我在巴塞尔创建了犹太国。如果我今天这样说,迎接我的会是笑声。也许在五年之内,肯定在五十年之内,每个人可以看到这个犹太国。”

 

他的预言不可思议地准确——只差了一年;但如果当时别人会嘲笑,那是有情可原的,正如英国的这个考察团所见,当时这片土地十分荒凉,仿佛远古以来时间便停止了,以至于很少有欧洲犹太人愿意放弃优渥的生活移民到这里来。而且,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信奉的是:他们是“没有国土的人民”来到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土”。

 

麻烦的是,那里其实是有人的。

设想固然重要,但要把它变成现实,靠的却是不懈的、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行动力。以色列不是凭空掉下来,不是有几个人来到以色列,宣读了一份独立宣言,它就成立了——当然不是这样,它靠的是无数实打实的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赫茨尔的空想之上,而是从一个个基布兹(集体农庄)中生长出来的。那一代开拓者常常有着实践先行的理念,崇尚务实的行动而不管理论如何。就像梅厄夫人说过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真正怪诞的东西是,即使理论上他是十分错误的,实践中他却常常被证明是正确的”;而梅厄夫人本人也是如此,她有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觉得在民族患难面前,要么崩溃屈服,要么就是“咬紧牙关,继续战斗,不管有几条战线,也不管多久”。

 

对以色列来说,它后来的大部分头痛的问题,或许都可归结为一点:它太成功了。尽管在以色列的传奇中,常让世人误认为这是一个弱小而脆弱的政体,但事实上当时缺乏组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社会,完全无力阻挡用欧洲技术、资金、思想和武器所滋养起来的犹太人殖民社会。在1948年独立之后,仅有65万犹太居民的以色列将进犯的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军打得溃不成军,并在其后的四次中东战争中保持着全胜的战绩,便是明证。

 

犹太民族避免了再度覆灭的危险,但胜利带来了它独有的问题:由于胜利得太彻底,以色列杀死和驱逐了大批阿拉伯原住民,这成为始终困扰它良心的问题,并遭致世人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为了避免受威胁,它不得不占领一些地区,但这却没有使自己更安全,反而在付出大笔开支之后还使自己变成了一个侵略者;由于一直胜利,它有时不知道在哪里才适可而止地停下自己的脚步;而所有这些,又愈加使得它无法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让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彼此达成妥协,和平共处下去。

 

而胜利也使得以色列更难妥协——如果说黎巴嫩典型的部族逻辑是:弱小时,怎么能妥协?强大时,又为什么要妥协?那么,以色列其实也是如此。此外,或许并非不重要的是,这些无始无终的冲突还强化了双方的受害者情绪,而借用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中的话说,“一个自认为受伤害的人几乎从不会以道德标准评价自己,也不会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何必呢?他是受害者。”

 

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大屠杀这样可怕的事件,历任以色列政治家对政治前景绝无幻想,而犹太人中也普遍如此。两度出任总理的内塔尼亚胡,早在三十年前就曾说过,“和十个美国犹太人走进一个房间,你就会发现,大概有两人相信,力量来自和平,而另外八人都相信,和平来自力量。”

 

他们不寄望于彼此的善意,而是试图通过使得对方绝望来确保自己的生存:这个小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打了五场战争和无数小冲突、不惜采取占领政策和先发制人战术、在连半导体收音机都无法造出来的贫困年代就勒紧裤腰带坚持秘密研发核武器,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迫使敌对的阿拉伯国家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以色列。

 

像以往的其它挑战一样,不必惊异,它也几乎做到了。

 

和平的威胁

 

然而对这个国家而言,和平却是仅次于战争的第二大威胁。

 

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之后,由于埃及转向“积极中立”,实际上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已承认现实,放弃了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念头。虽然威胁并未完全解除,但至少使以色列社会多多少少能够享受一点“正常社会”所具有的那种安心了。在相对和平的年代,以色列终于真正繁荣富裕起来,它在人口和社会上的多元特质,几乎像是另一个美国(而美国早期的建国者也曾自认为建立了另一个以色列),只不过它从未享有美国那种安全感。

 

不幸的是,正如保罗·瓦雷里曾嘲讽的那样,“邻国的存在是一个国家防止连年内战的唯一保证。”在内部多元、歧异程度极高、尚未融合为一体的以色列社会,这句话真是说得再正确不过了——在这里,战争看来是比和平更好的熔炉。正由于外部威胁减弱,1973年后以色列才开始放心大胆地在西岸建立非法定居点,而相反的和平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与此同时,以往被那种一致团结对外的要求所压抑的不同群体的呼声也纷纷浮出水面,这其中既有那些不满于成为二等公民的东方犹太人的高喊,也有受够了父辈紧张奋斗的年轻一代想要快乐地享受生活的声音——在这样一个推崇艰苦劳作、奋战和斗争的国家里,这原本像是不光彩的欲望。

 

在《我的应许之地》中,阿里·沙维特贯穿始终的都是自己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忧患意识:这个国家如何才能在重重隐忧之中继续生存下去。虽然原本的外部威胁依然存在,但具体地看,在享受了一代人的和平(或“亚和平”)之后,以色列所遭受的主要挑战与其说是来自外部,倒不如说是内部。这些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七轮不同的国内反抗:定居者的反抗、和平的反抗、自由司法的反抗、东方犹太人的反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反抗、个人享乐主义者的反抗以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而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当年的洞察,“在以色列认同大辩论中,四大派系个个都相信别的派系会衰亡。”

 

在众声喧哗之中,每个边缘群体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一项吁求都是寻求公义的,都是在争夺“我所认为的以色列应该是这样”这一核心理念,并试图由此重塑这一犹太国家。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反抗无一例外,都是对原有秩序的潜在颠覆,他们的确各有道理,但沙维特则担忧它们的合力将会破坏以色列原先的凝聚力,变成一个“破碎的万花筒”,“统治集团崩溃了,明确的目标消失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分崩离析了。在反抗最激烈的时候,大熔炉本身熔化了”。这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因为“它们累积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它们没有将以色列发展成为一个运转良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它们也没有将以色列重组成为一个强大、多元化的多部族联盟,而是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令人刺激和兴奋、多元化、色彩丰富、精力充沛、可悲可笑的政治马戏团”。

 

但这真的是坏事吗?照我的看法,这种多元声音正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正常的现象,其本身正表明以色列终于“正常化”了,它们之所以看上去像是“问题”,正是由于它在根本上有点“不正常”——它外部的威胁始终没能真正彻底地解除,因而才比任何发达国家更具有那种需要社会凝聚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威胁。换个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变化其实都是积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无法一直保持早先那样的时刻备战的团结心态,那令人不堪重负。

 

正如1980年代曾有以色列人说过的,“以色列实在是一个叫人无法忍受的地方。假如还有一个犹太国家,我宁愿去那里生活。但是没有。这个以色列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但是现在,人们觉得无须再忍受下去,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更能照顾到自己感受的以色列?

 

从这一点上来说,现代以色列的经历并不特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会有(至少应当容许)不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也的确有权按自己的想像来重塑一个对自身更友好的未来,至于这些不同诉求的合力是摧毁了社会共识、导致崩溃(不是没发生过,例如1979年的伊朗),还是刷新社会价值观(比如1960年代的美国),则要看这个多元社会本身的弹性了。就此而言,以色列的成败或许具有超出自身的意义,它将指明:一个面临围困和风险的多元开放社会,能否真正经受得起冲击和考验。

 

被历史钉在土地上的人

 

作者;西闪    发表在腾讯《大家》


2016年1月20日,最年长的巴勒斯坦难民拉杰布·图姆在加沙去世,享年128岁。出生于1887年的这个老人被以色列驱逐,做了67年的难民。空有老宅的钥匙、家园的地契,图姆至死也没能回归故乡。


恰在此时,我读完了以色列作家阿里·沙维特(AriShavit)的著作《我的应许之地》,颇多感触。这几年国内出版了不少关于以色列建国史的好书,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有它独特的价值。因为沙维特的家世与以色列密不可分。换句话说,这是一本局中人写的“棋局”。


沙维特的曾祖父是英国犹太人,坚定的锡安主义(亦称犹太复国主义)者,1897年就踏足巴勒斯坦,成为以色列建国的先驱。沙维特的祖父是教育家,帮助以色列建立了一套优秀的教育体系。沙维特的父亲是化学家,为以色列的核计划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沙维特本人呢,曾经是一名伞兵,后来成为以色列知名的记者和专栏作家。这让我想起刚去世的图姆,1897那一年他才10岁,断然不知脚下的土地与沙维特一家有何关联,更不知自己的命运将受制于一种他从未听说过的意识形态。而图姆的大家庭现在虽有350人之多,想必没有一个人能享有建设家园的荣耀与自豪。


《我的应许之地》一书里充满了这样的纠结与矛盾。譬如1935年。那年6月,一个德国摄制组在巴勒斯坦拍摄了纪录片《应许之地》(Land of Promise),将镜头对准了在那块土地上开拓耕耘的犹太人。仅仅隔了三个月,纳粹德国就通过了纽伦堡法案,禁止犹太人与“德国人”通婚,并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尽管当时无人知晓这一法案开启了通往奥斯维辛的大门,明眼人已然看出,一场规模空前的排犹浪潮正在掀起。


然而与此同时,在海法,在特拉维夫,在雷霍沃特,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城市里狂欢此起彼伏。2月,新型的轮船入水庆典;3月,5万人欢度普珥节(Purim);4月,来自28个国家的3050名犹太运动员齐聚马卡比运动会(编注:每隔四年在以色列举办的国际性犹太人运动会,是世界第三大体育盛事);7月到8月,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对于生活在欧洲之外的犹太人来说,似乎一切都称心如意。


世象就是如此破碎,却暗藏因果。当37个德国城市的犹太人遭遇全面袭击,巴勒斯坦的柑橘园正在迎来宁静的丰收。一个犹太作家在专栏里写道:“从来没有一次殖民活动像我们一样,给被殖民的土地和人民带来这般福祉。”然而他错了,在20世纪的地球上,不可能会有无主之地,因此也不可能有会给被殖民地的人民带来福祉的殖民活动。正是这种刻意的视而不见,注定了那块土地的悲剧。


回顾历史,1935年就像一道巨大的尚未完全崩断的裂痕,赫然袒露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裂痕并非一日造就,拉扯的力量方向各异。早在之前的10年,甚至更早,犹太复国主义者(又称“锡安主义者”)的殖民运动就由平和转向激进。随着殖民地的扩展,大批阿拉伯原住民被迫离开家园,两个民族的对峙日趋尖锐。而取代奥斯曼帝国成为巴勒斯坦托管国的英国,一方面试图沿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作为行事原则,另一方面却建议将阿拉伯人“移出”原住地,以便建起两个单一的民族国家——犹太国与阿拉伯国。这个办法,犹太人没有意见,却明显没有顾及阿拉伯人的感受,反而加重了冲突。


到了1936年,裂痕之地彻底坍塌,形势急转直下,盲目的复仇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的主旋律。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彼此杀戮相互戕害,伏击、夜袭、暗杀、爆炸,双方无所不用其极。1938年,英国人站在犹太人一方镇压了阿拉伯人的大起义。而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初对阿拉伯人施行的驱逐和屠杀,毫无疑问,也让这个新生的国家得不到祝福。


沙维特在《我的应许之地》里着重强调了这段历史。其中,尤以第五章《吕大城,1948》(Lydda, 1948)最为坦诚。以色列国防军在那个小城里屠杀了很多阿拉伯人。仅在小清真寺一处,他们就用反坦克火箭筒、全自动步枪杀掉了近百人。在那里任何人都是他们的射击目标,哪怕是毫无还手之力的伤者。他们甚至命令阿拉伯人掩埋尸体,最终再把他们干掉。成千上万的吕大居民被驱逐,有人被惊惶的人群践踏而死,妇女在路边跪着生产……而吕大(一般译作“卢德”或“利达”)这个小城,如今是以色列古立安国际机场的所在地,靠近特拉维夫的新型城市。


沙维特把吕大的故事看作一个黑匣子,一旦打开,就会泄露犹太复国主义的肮脏秘密。但是他接着又说,吕大的故事也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阶段,奠定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根基”。如果有必要,他愿意站在受责难的以色列军队一方,因为正是有这些做了肮脏龌龊之事的人,他的同胞、他的儿女以及他自己才会存活,以色列这个国家才会诞生。


如今,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稳定最先进的国家,“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大熔炉”,沙维特说,这个犹太国家是一个人造奇迹,而建立这个奇迹的根基就是“背弃”——背弃70万巴勒斯坦人,背弃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用一种顽固的对过去的漠视,来构筑一个全新的国家认同。这真是令人郁结的结论。


然而命运真的是不可避免吗?毫无选择的余地?老实说,就我对中东历史的了解,尚不能做出判断,但我直觉上无法接受沙维特的观点。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赞许沙维特是真正了解那片土地的少数专家之一,《我的应许之地》融合了深刻的洞察力、同理心与独特性,完全值得推荐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但是我认为这高估了一个局内人的能力。所谓当局者迷,沙维特也不例外。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的应许之地》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主观。他说出了局内人的真实感受,却说不出任何解决之道。


这从书中沙维特对和平的态度能够看出来。他声称自己支持巴以和平,但在他对和平运动的标志人物、主持和平进程的政治家以及呼吁和平的作家的访谈中,我看到的却是他对和平的怀疑与否定。他写道:“从我们的地缘政治和历史进程来看,事实上,和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沙维特指责和平集团回避了“历史的连续统一性”,嘲笑那些人要么天真,要么虚伪,要么不负责任。他重复着“一切不可避免”的宿命口吻,不承认偶然,也看不到希望。他拒绝国家正常化的合理性,坚称“非常态”才是以色列的根本。而在我看来,正是历史将他的思维牢牢地钉在了现实的地面上。


我不知道以色列有多少人是像沙维特那么想的。或许很多。或许,这就是以色列如此坚强的原因。回顾以色列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沙维特在《我的应许之地》的结尾写道,“编剧已陷入疯狂,导演已经逃离,制片人已经破产。但我们仍然在这里”。他又说:“这样的民族,将不停地跳着生命之舞,直到末日降临。”是的我承认,这真是一个奇迹。但是我没有忘记,上帝应许之地,不应该是关着两只困兽的牢笼。因为在同一块现实的地面上,历史也钉着另一个族群,像拉杰布·图姆那样的一些人。他们也在起舞,等待末日。